中評社╱題：我與《中國評論》的不解之緣——賀《中國評論》創刊二十周年 作者：徐博東（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創院院長、教授
光陰荏苒，不想今年已經是《中國評論》月刊創刊二十周年了，不久前偉峰兄托建閩兄來示，要我寫點什麼，以為紀念，我當即表示：“義不容辭”！《中國評論》正值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當此喜慶的日子，謹祝《中國評論》月刊社運昌隆、蒸蒸日上，為兩岸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更大的貢獻！
一、序言
說起《中國評論》和它的掌門人偉峰兄，就不免讓我激動！這麼說吧，假如說我在海峽兩岸學術界還算有點小小的知名度的話，不說“都”拜《中國評論》之賜，也得說大多是靠喝《中國評論》的“奶水”而成長，而“奶媽”，則是《中國評論》的創辦人、社長郭偉峰。這絕非虛言。
我與偉峰兄的交往可以上朔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後期，掐指算來，已經整整有30年了。1988年初，那時我尚未涉入當代台灣問題研究，初出茅廬的我剛出了本和黃志平教授合寫的《丘逢甲傳》，想要在海外有很大影響力的中新社發個新聞稿，以擴大影響。不想那時還很年輕的我，壯著膽子冒昧去了趟中新社不要緊，竟意外結識了剛從香港調職回京主持該社港澳台僑部工作的梅州同鄉郭偉峰，打這便與偉峰兄結下了不解之緣。按偉峰兄的話來說，“從此開啟了我為他打傳播工長達23年的歷史。”（見拙著《台海風雲見證錄》序五，《博東，從一隻孤鳥起飛》,以下未標明出處的引文，皆出自此序）
此後不久，因緣際會，我受曉波兄的影響和家泉老的提攜鼓勵，從台灣史研究領域轉向當代台灣問題研究。後來偉峰兄也從中新社調出，受汪道涵之命赴港主持創辦《中國評論》月刊。從此，我與偉峰兄成了同一條戰壕裡的戰友，他在涉台輿論傳播陣地，我在台灣研究領域，共同為兩岸關係發展、祖國統一大業出力。
二、“南林北徐”的由來與《中國評論》
記得有一天，好像是1997年冬，偉峰兄與建閩兄突然來我的研究室找我。時值傍晚，我們一起到學校附近的小餐館用餐。他告訴我，他們正在香港籌辦時政評論雜誌——《中國評論》，希望我今後能多多賜稿，鼎力支持……。那時候，我在大陸台灣研究界衹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字輩，勉力支撐著一個既沒有經費、又沒有研究人員的“台灣研究室”，被台灣媒體戲稱為“既當校長又兼撞鐘的一人研究室”。偉峰兄居然如此“禮賢下士”，看好我，百忙之中親自登門造訪，真令我有“受寵若驚”之感！記得偉峰兄還專門談到，說我很有眼光，對民進黨的研究十分重要，彌補了大陸台灣研究的“短板”，很有“前瞻性”云云。
次年，《中國評論》在香港順利創刊，並在當年的第三期上首次刊發了我寫的一篇小文，題為《民進黨“台獨”轉型不可逆轉》。該文發表時，偉峰兄還專門加了一段編者按：“大陸學界中研究民進黨的學者堪稱鳳毛麟角，而‘南林北徐’是其中之佼佼者。‘南林者’，廈門的林勁教授也。‘北徐者’，即本文作者徐博東。徐博東教授自一九八九年開始，專攻民進黨研究，其研究不僅是資料研究，更多的是與民進黨人士的交流接觸的實際研究，所以，他的體會尤為深刻，思考也就能突破框框。”從此，我便浪得江湖，名不副實地在兩岸學術界領受著“南林北徐”的桂冠。如今我已退休多年，淡出了大陸當代台灣研究界，雖然仍在關注，但早已落後形勢，衹能算是台灣問題研究的“票友”了，但“南林北徐”仍不時有人提起，實在慚愧！而始作俑者，正是二十年前《中國評論》的這篇“編者按”。不過，應該坦承的是，受到偉峰兄的肯定與鼓勵，打那以後，我對民進黨的研究確實是更加努力上心了。以後，《中國評論》又先後發表了好幾篇我的研究論文。偉峰兄說：“23年來，博東兄很多思想火花，都是在我服務的媒體平台點燃的，他的很多文章，我是第一個讀者。”有沒有“思想火花”不敢說，但多年來因為我的拙作，讓偉峰兄費了不少神，少睡了不少覺，那倒是真的！
三、“抱團取暖”見真情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執政。為因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當年12月，我從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挖”來已有10多年台灣研究經驗，尤其是對民進黨和台灣軍事、兩岸關係都有深入研究的年輕學者朱顯龍教授任副手，將北聯大“台灣研究室”升格為“台灣研究所”——由原來的“路邊攤”變成了“大排檔”（王曉波語），引起了海峽兩岸各方的普遍關注。
研究所成立當日，偉峰兄專程從香港趕來出席掛牌儀式，後來又安排他的編緝部主任羅祥喜對我進行了一次專訪。祥喜兄早在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任職時就與我熟識，也曾經是顯龍兄多年的同事。當年《中國評論》5月號，刊發了由祥喜兄親自執筆撰寫的專訪稿——《徐博東：中國大陸民進黨研究的拓荒者》，對我的研究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這給我們很大的鼓舞。
在學校領導的支持下，研究所的研究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經費依然捉襟見肘。於是包括偉峰兄在內的許多大陸台灣研究界老朋友，如辛旗兄、克禮兄、志懷兄等，便都成了“待宰的羔羊”，我時不時地向他們提出“合作”的建議，以緩解我所經費短缺的困難。難怪後來偉峰兄不無“怨言”地說：“博東兄是很善於殺熟的人，他創辦研究所後，很多朋友都為他解囊相助，每次我與他見面，他都要伸出手來：‘咱倆合作搞一個研討活動，掏錢請大家吃飯就由你負責！’那個時候，……（我）到香港創辦《中國評論》月刊，因為沒有政府撥款，靠一點一滴經營起步，實在艱難。但是，對博東兄的要求，我是儘量滿足的。……當然，博東兄的很多思想與意見都在《中國評論》月刊發表，影響很大，真正賺到的是我們。”說實話，當時我並不知道《中國評論》的經費也如此困難，總以為偉峰兄家大業大，“瘦死的駱駝也比馬大”，讓他出點血支援一下窮弟兄，應該是“小菜一碟”才對，不料想偉峰兄如此大器，急朋友之所急，在那艱苦奮鬥的年代，與俺“相濡以沫”至此！至於他所主持的《中國評論》是不是真的“賺”到了，那就衹有天曉得了！
五年過後的2005年4月，隨著陳水扁靠“兩顆子彈”競選連任，民進黨在島內繼續執政，“北聯大台研所”又改所建院，成立起了“北聯大台灣研究院”——由“大排檔”變成了“大飯店”（王曉波語）。以後台研院一有重大活動，偉峰兄再忙都會“有邀必至”，擠出時間來參加。他和他的《中國評論》編輯團隊，從研究室到研究所再到研究院，始終是我們最鐵的“基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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