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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的兩岸關係是“兩會”台灣代表團討論的重點話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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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圖表來源：作者根據上述數據自行製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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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圖表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
中評社╱題：新時代大陸對台戰略調整的方向與前景 作者：王英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十九大報告的最大亮點之一是“新時代”概念的提出，該概念是對中國社會目前發展階段所處歷史方位的最新界定，是我國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一切工作佈局的出發點。因此，未來對台工作也必須要放置於這一宏大、開闊的時代背景下來審視、思考和謀劃。我們過去的對台戰略、方針和政策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隨著國際局勢與兩岸情勢的變化，勢必要進行調整，提出對台工作的新戰略、新思維與新論述。
一、兩岸綜合實力對比的變化圖景
十九大報告之所以充分體現出大陸對台政策的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根本原因是大陸綜合實力的壯大，以及由此帶來的兩岸力量對比失衡。說到底，兩岸關係的變化是兩岸實力對比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經濟上，兩岸力量對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世紀80-90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台灣經濟，其繁榮和發達程度遠超大陸，而經“文革”洗禮後的大陸經濟幾近崩潰邊緣，雖於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但政策成效尚未得到充分顯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1980年中國大陸的GDP是台灣的7.2倍，1990年是2.3倍，2000是3.7倍，2010年是13.6倍；有人據此預估2020年是24.5倍。 為了更直觀表達起見，筆者將這些數據變化繪圖如圖1。
從圖1不難看出，李登輝時期的1990年至2000年之間，兩岸經濟實力對比懸殊最小，但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及改革成效日益顯現，雙方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之勢逐漸顯現，差距逐漸拉大。目前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實力遠超台灣，甚至很多省市的經濟實力都超過了台灣。按照十九大確立的戰略安排，大陸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可以預見，隨著上述戰略部署的推進，兩岸經濟實力對比將越來越懸殊。
第二，政治上，台灣的制度優越感逐漸喪失。回顧1990-1995年期間，台灣剛剛邁入民主社會，其負面特徵尚未顯現出來，故被西方學界賦予“東亞民主的樣板”和“東亞民主的燈塔”等美譽，即便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也為台灣民主稱讚叫好。一時間，民主制度成為台灣人的驕傲，也成為台灣向大陸炫耀的資本。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族群衝突、社會撕裂、民粹主義、街頭政治等問題的出現和加劇，台灣民主的負面因素不斷顯現並持續發酵。尤其是台灣的民主體制屬於西式自由民主體制，該體制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政府能力不足，政府能力不足直接降低了台灣公權力部門的施政效率和民主品質，使得台灣的民主形象大大褪色。
反之，大陸不僅自改革開放以來屢屢創造經濟奇跡，而且在經濟崛起的同時保持了難得的治理效率與政治穩定性，這不得不讓西方國家刮目相看。很長一段時期內，西方國家只讚歎大陸的發展成就，卻並不認同大陸的制度模式，一些學者甚至一再鼓吹“中國崩潰論”，宣稱在大陸既有的政治制度下，經濟飛躍註定只是曇花一現，最終結局必然是陷入崩潰並向西方模式轉型。然而，大陸體制的強大生命力與高度適應性卻給了這些唱衰者一記響亮的耳光。與大陸的快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信奉“中國崩潰論”的西方國家在近年來反而陷入了治理危機，出現了政府權威不足、司法權威過剩、利益集團俘獲國家、民粹主義、黨政與社會撕裂等一系列“自由民主病”，於是，這些西方國家也開始重新審視中國的政治體制與發展道路。從目前來看，儘管西方學界和輿論界並未公開認同“中國模式”，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樣隨意貶低中國體制，“中國模式”也成為研究與討論的熱點。與西方國家的態度轉變相呼應的是，大陸自身對“中國模式”的自覺認知也日益深入，一方面提煉出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四個自信，更加有意識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表達了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開始積極向世界貢獻“中國方案”。在這樣背景下，台灣儘管沒有放棄對大陸打民主牌，但顯然沒有以前那麼理直氣壯。
第三，科技教育文化上，兩岸之間的歷史差距正在急速縮小。20世紀80-90年代，兩岸在科技教育文化領域的差距非常之大，主要表現在：在雄厚經濟實力和西方技術轉移的雙重作用下，台灣在高科技領域（如電子等）遠遠領先於大陸；富足的經濟、民主的政治、發達的科技、進步的文化，吸引著大批留學海外的台籍學子學成返台，這不但給台灣社會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也促進了台灣本土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島內學術研究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很高，相反，大陸則囿於歷史原因在高等教育方面出現明顯斷裂，人才流動呈現出“出國不歸”的單向趨勢；台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存相對比較完整，基本實現了西方現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嫁接與複合，而大陸的中國傳統文化則在“文革”中遭遇了洗劫。總之，彼時台灣的科技、教育和文化發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而大陸卻是一片頹然、百廢待興。
不過，在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後，大陸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已經取得了跨越式的進步。其一，在科技方面，大陸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主要創新指標進入世界前列，甚至在某些高科技領域已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據統計資料顯示，2017年大陸全社會R&D支出預計達到1.76萬億元，比2012年增長70.9%；全社會R&D支出占GDP比重為2.15%，超過歐盟15國2.1%的平均水準；國際科技論文總量比2012年增長70%，居世界第二；國際科技論文被引用量首次躍居世界第二；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居世界第一，有效發明專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科技進步貢獻率從2012年的52.2%升至57.5%，國家創新能力排名從2012年的第20位升至第17位。 其二，在教育方面，大陸教育經費投入不斷增大，教學環境大大改善，教育品質穩步提升，大陸出國留學及學成歸國人員的數量越來越大。單從1997-2015年的統計資料看，大陸出國人數已由1997年的2.241萬人，上升到2015年的52.37萬人；學成回歸人數由1997年的0.713萬人，上升到2015年的40.91萬人（請參見圖2）。 其三，中國傳統文化也開始得到恢復和弘揚，國學、新儒學、漢服和古風歌曲等受到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熱烈追捧；同時，國家也積極推動文化輸出，通過在國外舉辦“孔子學院”等方式增強大陸的軟實力和國際文化影響力。以上比較表明，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大陸在科技、教育、文化方面的後發優勢已經開始顯現，即便在某些方面暫時尚未領先，但超越台灣也僅是時間早晚而已。
第四，外交上，基本上改變了自1949年以來兩岸“外交競賽”中的“拉鋸戰”狀態，使台灣當局的“邦交國”下滑現象呈現不可逆性狀態。1949年迄今，除了馬英九主政的八年，兩岸一直在進行“外交爭奪戰”。回顧過去近70年，尤其1988年至2008年之間的20年間，由於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的台灣當局推行“台獨”分裂主義路線，兩岸之間的“外交爭鬥”空前激烈，兩岸互挖對方的“建交國”或“邦交國”成為常態。在這期間，台灣當局爭取到20個國家（有多個國家與台灣當局在“建交”後又“斷交”，接著又再“複交”以及“斷交”）與它建立“邦交”關係，其中，除帛琉外的19個國家均是從大陸的建交國中“挖掘”而來。但相對來說，台灣當局在這期間也有19個“邦交國”被大陸方面挖走。 那段時期，由於兩岸力量差距不大，加之台灣實行“金錢外交”，致使大陸在兩岸“外交爭奪戰”中的優勢並不明顯，所以在兩岸“外交競賽”中通常會出現所謂“拉鋸戰”。但近十幾年來，台灣經濟持續低迷，台灣當局已沒有實力繼續通過“金錢收買”手段去進行所謂的“拓邦”，致使其“邦交國”數量不斷減少；相反，隨著大陸綜合實力的壯大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與大陸建交的國家不斷增多。目前全世界有197個國家，與大陸建交的有175個，與台灣有“邦交”關係的僅有20個，而且這20個也難以保住，還會繼續下跌。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台灣當局的“邦交國”數目一旦減少，就很難再回升，所以過去的“拉鋸戰”現象不復存在，這是兩岸實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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