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監管加強之後，銀行表外擔保、理財期限錯配等風險大大減少，我們看到，信用風險溢價和流動性風險溢價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回歸合理水平。但這種風險溢價的回歸，卻被認為是貨幣政策傳導不暢的表現。
之前的定價發生在監管套利下，是沒有計入全部風險成本的定價。雖然監管套利短期內降低了金融成本，但同時也大大加劇了長期金融風險。由於存在監管套利，很多金融業務規避了資本金、流動性管理等方面的監管，其非標資產流動性差、透明度低，這其中存在很大風險，需要銀行來管理和承擔，這是不合理的。
因此，目前所謂的貨幣政策傳導不暢，在一定程度上是信用風險溢價和流動性風險溢價合理回歸。而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暢通，也不能完全以利率水平的高低作為衡量依據。
減少低效信貸投放，控制監管成本
文章認為，信貸增長需要銀行資本金支持，並且需要計提撥備。如果信貸增長過快而效率低，就需要銀行消耗大量資本金和撥備成本，這相當於變相增加了對優質企業的有效信貸需求（有能力還本付息的信貸需求）的監管成本。
相應地，如果可以盤活存量信貸而不是擴大信貸規模，就可以避免增加額外的監管成本，整個系統的信貸成本也可以有所降低。
基於這個思路，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控制監管成本，從而降低融資成本。
首先，應該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以有效信貸需求拉動信貸增長，而不是通過過多的信貸政策推動信貸增長。這樣才能減少低效信貸投放帶來的長期信貸成本。
金融政策往往是總量政策，用總量政策滿足部分市場主體的融資需求，難免會伴隨著一定的代價和風險。如果信貸政策鼓勵銀行放貸的領域實際上信貸效率低，產生了不良，則需要在後期由經濟體系承擔和消化。然而，屆時金融體系對不良的消化能力可能更低，從而產生更大風險。因此，追求信貸高增長而將風險延後的做法，會導致今後的信貸成本更高。
減少信貸錯配可以降低銀行消化不良的成本，從而有望實現金融成本的普遍下降。也就是說，有優勝劣汰，才能降低好企業的融資成本。
從政策層面指引金融機構加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可以通過減稅，提高企業現金流，它們就能有更好的資質爭取到銀行信貸。
其次，通過增加金融市場透明度，令防火墻與風險真正匹配。信貸需求如果變得更加合理，對銀行資本金消耗小，那麼，銀行靠盈利補充資本的壓力也會減輕。因此，需要堅持嚴格控制和壓縮不合理甚至違規的金融需求。同時，繼續加強財政硬約束以增加地方政府和國企債務的透明度。
第三，考慮到監管對資本金和撥備的計提是按資產類型和風險權重而有所不同，那麼，通過更合理劃歸信貸類別，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控制監管成本。例如政府置換債券以及用政府信用發行的債務，風險信用低，不需要撥備，對銀行資本金消耗小。而且，從市場角度來看，發行債券的形式也相對更為透明。
第四，立法規範政府和大企業應付賬款的賬期。當前，政府和大型國企融資利率比中小企業低得比較多。而大型國企由於自身經營效率和資金周轉等種種原因，常有拉長應付賬款賬期的問題存在，使下游中小企業產生資金缺口，並帶來進一步的融資需求。如果有更健全的法律制度促使大企業及時支付應付賬款，或可幫助中小企業提高融資效率，降低實體經濟的綜合融資成本。
另外，中國資本市場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監管預期，才能使國際和國內投資者對市場更有信心，真正實現與國際接軌，並引入長期穩定資金。在這個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降低甚至去除對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的隱性擔保，加強信息披露質量，並加重違規處罰，及時公布政策（稅收、環保、補貼）及其執行度，引導市場正確預期。監管部門已經針對資本市場的長期發展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意圖重塑市場基本規則和秩序。這些政策將逐漸產生效果。
近期監管部門採用了很多有效方法，以降低長期資金成本，包括加強地方政府的財政性約束、減少低效信貸需求（如限制資本市場加杠杆、票據套利等）、繼續加強金融監管（如規範資管產品），並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和穩定性。這些舉措有助於長期可持續地降低金融成本，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在降低融資成本的過程中防範一些短期行為，例如對貸款增速的數量要求、對貸款利率的價格指導等。這些短期行為可以加快信貸投放，短期內緩解企業的融資難題，但長期來看，則會增加金融風險和信貸成本，其實是不利於持續降低融資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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