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繼平：日本試圖推動以民主價值觀為標準
構建新的國際秩序
首先，這次日美峰會表明日美關係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同時美國因素將給中日關係帶來影響。在特朗普時期，日美關係出現了一些問題。日本對特朗普政權是“又愛又恨”。“愛”的是特朗普對中國下狠手，一定程度上符合日本心理期待；“恨”的是特朗普奉行孤立主義，忽視與盟國合作，也不顧及盟國利益。奧巴馬執政時期，美日關係相對較好，中日關係較差。特朗普上台給中日關係帶來一定機遇。2017年之後中日關係出現比較明顯的轉機，與美國因素有一定關係。回到這次美日峰會，因為拜登在競選期間就表明要與盟國聯手共同應對中國，比較符合日本的想法，所以日本對拜登政府非常期待。此次拜登上台後，美日關係磨合比過去美國政權更迭時更快，背景是雙方戰略目標比較一致。
從日本角度說，它將應對中國崛起視為外交安全首要課題，並已持續多年。拜登政府的戰略方向符合日本的期待和利益，所以日本馬上展現出了迎合姿態。可以說，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發揮了主動和積極作用。從美日一系列互動看，日本是以釣魚島問題為抓手，拉近美日同盟關係、挑撥中美關係。拜登當選以來，日美領導人及高層官員多次通話、會談都將釣魚島問題和東海形勢作為重要甚至首要問題，這極不自然、正常，顯然是有意圖的，領土問題已經成為了戰略工具。在台灣問題上，美日在共同文件中自1969年以來首次談及台海問題，日本也試探著往前走了一步。由於美國因素的變化，日美關係基本上回到了特朗普執政前的狀態，甚至可能繼續深化，這將不可避免地對中日關係帶來負面影響。
第二，日本試圖推動以民主價值觀為標準構建新的國際秩序。戰後國際秩序是以二戰結果為基礎構建起來的，日本因其戰敗國身份而在其中處於劣勢，對殖民、侵略歷史的曖昧態度和修正企圖更使其處於被動。2006年麻生太郎作為安倍內閣外相發表“自由與繁榮之弧”演講，大約從那前後開始，日本頻繁強調所謂民主價值觀而淡化歷史問題。我認為這是日本的一個長期戰略，目標是以民主價值觀為標準重新構建新的國際秩序，洗白日本的戰敗國身份，從而獲取優勢、孤立中國，進而在國際秩序變動中佔據有利地位。從2006年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到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後提出“民主鑽石聯盟”，再到後來的印太戰略，日本的戰略是延續的，這在此次中也有體現。
第三，未來的中日關係仍有變數。由於當前中美關係依然緊張，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日關係的前景並不樂觀。但拜登政府剛上台100天，中美關係仍處於磨合期，美國也強調在對華關係中並不尋求衝突，中美雙方在爭吵的同時，也都預留了合作空間，未來的中美關係更可能是合作、競爭、對抗並存的複雜關係，日本在處理與中、美的關係時也將不得不適應這樣的局面。另外，在經濟領域，日本也離不開中國市場。在出口方面，美、中分別佔日本出口市場的近20%。據日本國際協力銀行2020年的問卷調查結果，日本企業仍然將中國作為海外投資的首選地。尤其是對內需增長乏力的日本來說，巨大且還在快速擴大的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這些都將成為促進中日關係發展和穩定的正面因素。
第四，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發展需要堅強的政治引領。因為領土問題、歷史問題、台灣問題等老問題一直存在，中日關係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政治引領，就很難穩定發展。這也是中日關係發展的歷史經驗。1972年中日關係邦交正常化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也曾遇到巨大的國內政治壓力，甚至面臨被右翼刺殺的風險。但現在，即使在日本國內，田中訪華的歷史性功績也是不容置疑的。目前中日關係面臨的日本國內輿論也非常不利，包括香港問題、疫情問題和東海形勢問題，日本媒體的誤導性報道帶來了非常負面的影響，而且現在還看不到有好轉跡象。面對國際秩序的劇烈變動，中日作為亞洲兩個最重要的國家，有責任維護雙邊關係和地區形勢的穩定。兩國領導人唯有從戰略的、未來的角度出發，為雙邊關係制定長遠目標並加以強有力的政治引領，才可能實現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為地區帶來繁榮和穩定。
劉江永：釣魚島問題已不是可“擱置”的局部問題
今年4月16日發表的美日首腦聯合聲明，堪稱是3月日美“2+2”會談聯合聲明的升級版。其中除了干涉中國內政的內容外，謀求美方就協防釣魚島再度表態等，基本上實現了日方既定的“中策”目標。其“上策”的高目標是，希望美國支持釣魚島主權屬於日本，但這一點未能實現。
有人認為，戰後中日圍繞釣魚島歸屬矛盾的產生是美國在中日之間打進的一個“楔子”。這是由於美國1971年擅自將釣魚島列島的施政權交給日本造成的。但實際上，戰後釣魚島問題的始作俑者是當時日本的佐藤榮作內閣。1969年佐藤首相在與尼克松總統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出，“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於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同樣重要”，並要求美國將釣魚島划入歸還沖繩主權的範圍之內，堅持對華“政經分離原則”，推行“一中一台”政策。而當時的尼克松總統正通過基辛格秘訪北京，試圖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加之中國海峽兩岸都反對將釣魚島劃歸日本，所以美方並未完全接受佐藤的主張。美國政府與國會一致表示，美國對釣魚島主權不持立場，將這些島嶼的實施政權交給日本並不影響各方對該等島嶼主權的主張，希望通過對話解決。由此可見，無論在台灣問題還是在釣魚島問題上，都並非日本追隨美國，而是日本主動“帶節奏”。這導致中日關係無法實現正常化。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日本自民黨推選田中角榮出任日本首相，其對華政策才發生根本改變。日本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大陸擱置釣魚島爭議，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52年後的今天，日美首腦聯合聲明首次提及台灣，“在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的同時，促使兩岸問題和平解決。”中國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如果意味著和平統一，與中方立場並無分歧，但若包括在美日軍事威懾下的台灣“和平獨立”，則是中方絕不接受和堅決反對的。於是，今年5月3日，拜登政府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將一直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中美雙方在多個領域都有明顯的共同利益，對抗、競爭與合作並存，並希望雙方通過對話減少誤會。這對日本當局是個“衝擊”，但日本右翼議員仍在企圖通過議會管道組織日美同台灣的所謂安全對話。
在日方要求下，美方在這次首腦聯合聲明中再度確認“日美安全條約第五條適用於尖閣諸島（釣魚島列島）”，甚至增加了一條所謂“日美兩國也共同反對一切有損日本對尖閣諸島（釣魚島列島）施政的單方面行動”。這一方面反映出美國堅持把釣魚島“施政權”交給日本的錯誤立場沒有改變；另一方面也等於日美間接承認，實際上日本對釣魚島並未實現所謂有效“施政”或“統治”。與此同時，美方再度拒絕承認釣魚島主權屬於日本的主張。
很顯然，菅義偉內閣在台海和釣魚島問題上不僅繼承了當年佐藤榮作的立場，也貫徹了安倍晉三內閣的既定政策，在具體步驟上也沿用了安倍的套路。在這方面，拜登執政以來，包括日美“2+2”會議以及日美首腦聯合聲明，都是日本在“帶節奏”，拿方案讓美國認可。這必然導致中日關係嚴重倒退、受損，有可能持續惡化。所以，我認為，現在的釣魚島問題已不再像1972年時是一個可以“擱置”的局部問題。當年，中日兩國領導人就這個問題做出了一個正確的選擇，就是把它先放一放，以兩國關係大局為重，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已和過去完全不同了。
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日方不再承認中日之間有需要解決的領土問題存在；第二，日方也不承認中日之間曾經達成過擱置爭議的共識；第三，從2014年奧巴馬政府開始，日本連續向三屆美國總統帶節奏，敦促美國高層表態釣魚島適用安保條約第5條。第四，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挑釁適得其反，中方則後發制人，保持對釣魚島領海的常態化巡航。2008年日本的海保船撞翻了台灣省漁船後，中國政府表示抗議，迫使日方向台灣船主道歉。隨後，當時的中國海監船在釣魚島領海進行了首次巡航。在這個背景下，日本自知在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問題上不佔理也不佔勢，於是希望美國能夠替他撐腰，應對中國，並將釣魚島作為一個戰略支點，撬開中美關係，形成美日聯合對華的戰略格局。面對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領海執法巡航及今年2月出台的《海警法》，日方危機感加深。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當局進一步利用釣魚島問題製造國內民族情緒，渲染“中國威脅論”，藉以推動日本國民支持修憲。
安倍的國家戰略主要包括對內修憲；對外打造美日澳印四國聯盟。實際上，釣魚島問題已成為目前日本推進國家戰略中的一個棋子或最重要的抓手。當然，不同的日本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安倍在第一任期便提出了針對中國建立美、日、澳、印四國聯盟。這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強大之後，日美同盟不足以抑制中國，必須加強跟印度和澳大利亞的關係。日本的這種印太戰略已運作多年，2017年促使特朗普政府制定了美國的印太戰略，同中國全面對抗，這次又促使拜登聯合聲明中強調“塑造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的日美同盟”。安倍的這些路線和政策包括他的歷史觀、戰爭觀，都繼承其外祖父岸信介。二戰後，岸信介曾任東條英機內閣工商大臣，被定為甲級戰犯嫌疑犯，後因親美反共而被美國扶植上台，成為戰後日本政治右傾化的鼻祖，積極主張修改戰後憲法。因當年出席東京審判的印度法官帕爾曾為日本戰犯翻案，所以岸信介高度重視同印度發展關係。安倍也不例外，其國家戰略就是基於這樣一種政治底色。
釣魚島列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及台灣附屬島嶼，本無爭議，但日方有不同看法，因此產生了中日圍繞釣魚島主權歸屬認知的爭議。實際上，釣魚島從來不是琉球的一部分，琉球群島（如今的沖繩縣）也不是日本的固有領土。這是琉球學界的基本共識，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認。既然中日雙方對釣魚島歸屬認知不同，那麼兩國可以就此進行理性對話、交流和溝通。但日本當局自知釣魚島歷史上不是他們的，所以迴避1895年竊佔釣魚島之前中國擁有這些島嶼的歷史史實，封殺這方面正確知識的傳播，竭力在釣魚島的歸屬問題上進行單方面“洗腦”式的宣傳和虛假信息的灌輸，包括修改教科書及建立固定的展館等。
實際上，日方拿不出一件可以在國際法上站得住的證據證明釣魚島列島屬於日本。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通過馬關條約殖民統治台灣，這期間日本民間人士在島上的殖民開拓行為根本不足為據。戰後伴隨《馬關條約》作廢，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須把台灣及其附屬島嶼等所有從中國竊佔的領土歸還給中國。日方所謂根據日美《舊金山和約》第三條，釣魚島屬於日本同意美國托管的西南諸島範圍，但實際上所謂“西南諸島”衹注明琉球群島及大東島等，根本就沒有釣魚島或日方所說的“尖閣諸島”。所以，日本無論從歷史、法理還是從現狀，都沒有任何根據佔有釣魚島列島。就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客觀情況看，涉及中日政治、安全關係最關鍵的問題之一是，釣魚島究竟是屬於誰的，需要不斷澄清爭議。我認為，在日本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將有助於中日關係的根本改善，以及日本民眾對華感情的改善。
黃大慧：日美首腦會談後的中日韓關係走向
2021年4月16日，日本首相菅義偉訪問美國并與拜登舉行會談，這是拜登就任以來接待的首位外國領導人。加強日美同盟，利用“印太”遏制中國成為此次訪問的重點。除此之外，菅義偉與拜登就經濟合作、疫情防控、氣候變化、安全保障等主要議題發布了聯合聲明，在這些領域處處針對中國。其中，在經濟合作領域，兩國明確了在5G技術、網絡安全方面的進一步合作，意在集中兩國技術，在尖端領域與中國展開競爭。在氣候變化領域，日美設定了2050年碳排放為零的目標，藉此施壓中國，促成中國給予合作。在疫情防控領域，日美達成了通過“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加強彼此之間以及對“印太”各國的疫苗供給，試圖與中國在“疫苗外交”方面搶占話語權。在安保領域，日美除了反對“中國在東海以及南海地區以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以外，還再次確認了“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并破天荒地標記了“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等內容。日美兩國領導人還就中國香港與新疆的所謂人權問題表達了共同“關切與擔憂”。
衆所周知，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關係為基軸，所以，日本領導人訪美高調宣揚日美友好，加強雙邊關係，這是意料之中的。但令世人關注的是，菅義偉訪美的核心話題，始終是圍繞中國展開的，如何應對、牽制、遏制中國，成了日美首腦會談的主要內容。
此次日美首腦會談與此前3月16日舉行的日美外長與防長“2+2”會談如出一轍。那次會談的大部分內容也都與中國有關，日美不僅刻意強調雙邊同盟的“基石作用”，還大肆渲染“中國威脅”。尤其是，在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十分罕見地公然點名批評中國，胡說什麼中國的行動“不符合國際秩序”。
早在2015年4月，日美修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中，就已將應對中國崛起作為日美同盟的基本戰略目標，但彼時雙方“擔心引發中國的不滿甚至摩擦”，并未明面上過分針對中國，表現得比較“克制”。然而，時過境遷，今天的日美，無論外長與防長“2+2”會談，還是首腦會談，不僅遏制中國成為核心議題，而且膽敢公然直接指責中國。尤其是日本，在“挾美制華”道路上越走越遠，扮演起急先鋒的角色。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何中方要使用“甘願仰人鼻息，充當美國戰略附庸，不惜背信棄義、引狼入室，出賣本地區整體利益，令人不齒、不得人心”這些詞語，對日本進行猛烈痛批了。在我們的印象之中，這種情形，自197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好像還是第一次。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即1972到1992年的“友好期”或“蜜月期”、1992年到2012年的“過渡期”或“摩擦期”，以及2012年之後的“對抗期”。事實上，自2012年前後，伴隨中日關係競爭性、對抗性加強，日本已開始視中國為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了。在這一點上，實際上日本遠遠走在了美國的前頭。美國特朗普政府是在2017年才明確將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的。
在東亞地區，面對中國的崛起，多數國家的反應是采取對衝策略，兩面下注，而唯獨日本采取制衡為主、對衝為輔的策略。2012年到2017年，安倍政府在“俯瞰地球儀外交”下，積極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遠交近攻，挾美制華，中日關係嚴重惡化。2017年後，鑒於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制衡中國的政策難以為繼，於是強調中日關係要“化競爭為協調”，對對華政策做出策略性調整。於是，才有了特朗普“美國優先”背景下的中日關係重回正軌趨勢。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中日關係的轉圜是有限度的，“中日接近”更不意味著“日美乖離”，必須認清中日美關係的表象與實象，切不可抱有不符實際的一廂情願的幻想。
拜登上台之後，宣稱要修復與其盟友的關係。對此，日本抱有非常高的期待，試圖藉機加強日美同盟關係，并構築遏制中國的反華統一戰綫。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不同，此番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
從近期日本的表現來看，日本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顯的倒退，仿佛又回到了2018年前的“競爭”狀態。基於這樣的判斷，是否可以說中日關係重回正軌的態勢宣告結束了呢？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日關係經歷了“惡化—改善，再惡化—再改善”的循環過程，現在是否進入了“再惡化”的狀況？中日關係能否走出這種循環？這些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再從中日韓關係的視角來看，面對中國的崛起，韓國和日本的反應和戰略選擇是有很大差異的。如前所述，在東亞地區，面對中國崛起，衹有日本把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采取制衡策略，其他一些中小國家皆采取對衝策略。韓國總體上把中國發展作為本國發展機遇，并不像日本一樣把中國當成競爭對手。韓國雖然與日本同為美國的盟友，但這并非意味著韓國對華政策與日美步調完全一致。韓國方面最近明確表示，美國是韓國的最大盟友，中國又是最大貿易夥伴，韓國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展望未來，隨著影響中日關係的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因素，仍將對中日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如果說，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是歷史問題，第二個十年是釣魚島問題，那麼第三個十年台灣問題可能成為中日爭端的焦點。中日未來在釣魚島問題上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未必很大，因為雙方深知釣魚島衝突的巨大危險性，且積纍了一定的管控經驗；而歷史問題由來已久，難以造成震蕩性的影響。相比之下，台灣問題更加充滿不確定性，且日益凸顯起來。此番日美首腦會談，自1969年以來重提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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