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柏林的印太戰略更為強調海上安全合作、人權以及德國在印太地區經濟夥伴關係的多元化，追求德國與區域合作夥伴“避免單方的依賴關係”，認為基於規則的制度有助於維護安全與穩定。此外，柏林方面再次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敦促北約增加與日本及南韓的聯繫與合作關係，呼籲與澳洲和印尼等國家儘快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儘管柏林與華府有著共享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但柏林已從獨立的角度出發捍衛自身的利益，並嘗試訂定不同於美國的印太戰略，以利更為有效面對共同價值觀的挑戰，例如航行自由與民主，利用軟實力與硬實力的方式推動跨大西洋的目標與特定的德國利益，與合作夥伴之間建立新的戰略網絡。
三、建構一個平等的多極體系
現在的“印度-太平洋”一詞已成為戰略語彙，係指具有國際戰略意義的亞洲。冷戰期間的亞洲可區分為四個區域(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與中亞)，以及兩個海洋(印度洋與西太平洋)，冷戰結束後已逐漸成為單一的戰略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更為廣闊範圍的亞洲當中，未來的區域秩序將來自海陸的相互依存或海陸相互對抗。
從美國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pivoting to Asia)到“亞洲再平衡”(Asia rebalance)，再到川普政府於2017年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印太戰略，旨在制衡中國所日漸增加的軍事能力與經濟影響力。其他國家或地區也感覺到美國對於亞洲與印度洋地區的重視與壓力，讓歐亞大陸逐漸成為一個整體性的地理區域。在此基礎上，法國則於2019年5月提出成為印太地區“一個包容與穩定的調解大國”並主導西歐與中歐的海軍外交，德國則成為歐洲第二個提出印太戰略的國家。
德國應看到全球已進入從1945年以來第二個兩極的世界。儘管當代的國際體系與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截然不同，且更為重視經濟而非僅是政治或軍事的對抗，更成為一種新型的冷戰。美國與中國之間更為強調人工智慧、5G與雲端技術、量子計算等先進技術的競逐。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於7月23日發表以《共產主義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為名的中國政策演說，強調中國之威脅。這些發展與局勢演變，讓德國與歐盟等國家思考新冷戰發生的可能性。
德國的印太戰略將使得德國“為塑造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秩序做出積極貢獻”。正如新聞聲明中援引德國外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所言，“印太地區是決定未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形態的地方。我們希望幫助塑造此種秩序，使之建立在規則和國際合作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強者的法律之上”。換句話來說。德國希冀在美國與中國的競逐上，能夠扮演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建立一個平等的多極體系。
首先，德國的印太戰略在於修正美國印太戰略的圍堵意涵。長期以來，亞洲一直是德國在歐洲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場，其經濟仍仰賴開放的全球供應鏈與海上航行通道，這些通道可將德國所製造包含汽車等工業商品輸往快速增長的亞洲市場。德國已認識到，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戰略不確定性，因所謂中國的“戰狼外交”以及美國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理念，可能對於德國未來的安全與繁榮造成影響。於是改善與印太國家的合作關係，將有助於柏林面對北京所帶來全球性的挑戰，以及華府不可預測的對外關係。此外，柏林也將帶動歐盟重新思考德國在全球供應鏈的角色。
再者，也凸顯柏林方面將更為警覺北京方面在國際間之作為。7月1日德國擔任為期六個月的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德國即誓言“讓歐洲再次強大”。德國內政部長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在7月5日即指出，中國是一個“系統性競爭對手”，德國需要面對“來自中國的混合威脅”。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從8月25日起展開歐洲五國訪問之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也隨之出訪西班牙和希臘，該行旨在鞏固已經陷入困境的中歐夥伴關係。由於北京對香港力推強硬政策，德國所出台印太戰略更標志著歐洲警覺中國的情緒日增。再到9月14日的中歐特別高峰會議上，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提到，歐盟“並非競技場”，不會再被利用，也顯見歐洲出現警覺中國的新共識。
此外，德國印太戰略的做法是“強化國際合作的結構”，這正是川普政府所排斥的多邊機制。例如，德國也表示將把東協國家(ASEAN)與環孟加拉灣國家作為參與的重點。也就是說，柏林方面反對“強者的法律”可以解讀為反對華府的“美國優先”單邊主義以及中國的“帶路倡議”立場。德國駐印度大使林德納（Walter Lindner）形容德國的印太戰略並非反中，但認為不應存在著霸權而是需要“平等的多極體系”，並且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偏好多元化以及可持續的供應鏈體系。無論柏林與華府有何歧見，德國的印太戰略也暗示著，歐洲將對於中國政策重新進行評估，德國表示將與法國進一步根據共同的原則與價值觀，合作訂定針對印太地區的歐洲戰略，其他的歐洲國家可能跟隨法國與德國的腳步，將對於印太地區有不同於以往的認知與政策。
歐盟的印太戰略將包括兩項要素。一項是歐盟的機構層面，包括規劃一般政策與執行機構，如自由貿易協定、峰會外交與相關的政策建議。另一要素是歐盟的各個國家的政策，藉由軍事演習、港口訪問、投資篩選以及邊境管制等手段，強化歐洲國家在各地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已明確表示，她不會在德國於2021年秋天舉行大選後尋求第五任期。也就是說，德國對於印太地區的外交政策的實質改變，衹有德國國內政治結構重新調整才會發生。此外，德國的印太戰略也未提及目前正處於焦點的台海關係，也未提及如何對於台海的安全與穩定做出實質貢獻。
然而，歐盟也有自身亟待解決的問題。歐盟成員國廣大且有著不同的經濟與政治利益，不見得能夠就一致的印太問題採取共同性行動。而且，歐盟的機構與成員國之間有著複雜政策安排關係，在貿易協定與共同安全政策方面也多所歧異，且在難民與移民問題、英國退出歐盟與之後的英國與歐盟關係、義大利的經濟成長問題、中國與中東歐關係的順遂、美國因軍費問題打算從德國撤軍、東歐日漸增加的獨裁主義、白俄羅斯的政治動盪以及俄羅斯對於歐洲的安全挑戰，對於歐盟而言，印太地區的政策與問題恐非歐盟首要關注焦點。於是說，一個分歧的歐洲是否能夠統合並建構出一致性的印太戰略，也是值得持續關切的問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