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兩岸共同的事業——論兩岸共同媒體中評社 作者：楊劍（上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2003年，楊劍先生的論文最先提出了“兩岸共同媒體”的新概念，並對其內涵進行充分的論述。時任《中國評論》月刊社長的郭偉峰由此得到全新的啟發，並將有關理論具體運用於中評社的實踐之中，在實踐中求發展，獲得了兩岸關係新聞傳播與兩岸民眾情感溝通的歷史突破。郭偉峰認為，楊劍先生的卓越見識是中評社得以成功的重要思想動能。
一、我的台灣觀和兩岸觀
作為一個關注兩岸關係的知識分子，我要感謝中評二十年的相伴和相助。我的研究之路大概分成兩條並行的路徑，一個是我從碩士研究生開始研究科學技術與國際關係的互動，這一條路引導著我研究了網絡空間治理、外太空治理以及現在手頭還在進行的南北極的國際治理；另一條則是兩岸關係。作為軍人的後代，我對兩岸關係則有著特殊的關注。我的童年在福建前線長大，是在如何擊退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夢想、解放台灣的氛圍中成長的。關注和研究兩岸關係似乎也是命中註定。
和很多人一樣，與中評的緣分還是從與它的創辦人郭偉峰先生交往開始。第一次聽到郭偉峰的名字是在1991年的電視新聞上，他當時作為第一批踏上台灣土地採訪的大陸記者，把台灣的情況第一次直接地對大陸讀者進行報導。他當時的採訪滿足了大陸讀者對寶島台灣的好奇，更記錄了兩岸融冰的歷史時刻。和偉峰先生見面則是在一些台灣問題研討會上。當時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工作。我看待和研究台灣問題並沒有沿著父輩解放的思路，而是沿著和平統一的如何實現問題。當時我觀察到一些力量和方向相矛盾的現象。其中包括：
一，李登輝等台獨主張者不斷地凸顯兩岸之間的爭執面，在兩岸中國人之間製造隔閡。如果大陸也盲目地將注意力集中於爭執面上，勢必把兩岸中國人的目光集中在一個點上，仿佛兩岸關係中衹剩下矛盾和爭執。這樣做勢必造成一種假象：好象兩岸中國人之間的確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如果我們把台灣人民分為主張統一的、中立的和主張獨立的，那麼我們的作為就是要讓主張統一的人在台灣政治舞台上擁有足以讓人信賴的立場，他們可以說出充分的理由，來證明他們關於統一的主張是正確的、是台灣未來唯一之路。可是當時台灣主張統一的政治人物，在台灣“統獨”之爭達到高潮之際，衹能說出“中共動武常常是說一不二的”來證明自己的立場，其結果又是進一步強化了兩岸之間的爭執和矛盾印象，抵消了兩岸中國人之間的親和力。
二，“台灣是什麼”？“台灣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就是指“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台灣屬於中國的主權範圍”。前者指的是土地，後者指的是抵禦外辱的主權觀念。儘管這些都是正確的，但我們心裡都明白，今日台灣之所以成為問題，是人在發生變化。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島上民眾能認同一個中國，但事實發展與我們的願望卻有相當大的距離。如果我們能從爭執面中抽身出來，以更寬闊的眼界來理解台灣，那麼台灣問題除了以上含義之外，還應加上一條，台灣是一群讓我們應該以中國人關懷中國人的方式去關懷的人，是我們感情的一部分。
三、在台灣人開始失去中國人立場的同時，我們就將開始失去台灣。日本的殖民統治經驗，國民黨的反共灌輸，加上冷戰時期西方價值觀念的匯入，使台灣人民在不同的文化場合表現出複雜矛盾的文化人格。在他們身上，有一組西方文化的細胞，也有一組台灣本土文化的骨肉；有一組日本文化的神經，也有一組中華文化血脈。在不同的文化場合，他們會有不同的表現。台灣本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對中華文化不具有排斥力。就是關乎中國近代史一些台灣人士也不是一味排斥。比如說，雖然他們不能夠和我們以同樣的情感來理解大陸地區的八年抗戰，但並不影響他們喜愛《人間四月天》這樣反映中國近代人文歷史的劇碼。我們應當提供更多的場景，讓他們做文化上的中國人，讓他們在更多的時間裡做一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在這種文化場景中他們能獲得一種歸屬感和踏實感。
二、兩岸共同媒體的歷史重任
當時我產生了一個很高的期待，期待能有一個媒體能扮演一個更加超越的角色，超越紅綠藍，超越兩岸，超越悲情歷史，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空間中幫助塑造偉大復興時代的中國人。當時我還有一個觀察是，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十分在意大陸的中國人如何看待他們，是否讚賞他們。我們應當如何表達對台灣人民的讚賞呢？在我們的媒體上，在我們的文件中，在談到台灣人民時我們能否這樣說：生活在台灣島上的中國人是最優秀中國人的一部分。由於特殊的歷史遭遇，台灣成為中西文明的交匯點。在民族統一的進程中，無論是統一之前還是統一之後，台灣島上的中國人對中國現代化將發揮巨大的、在有些方面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我們以“井水不犯河水”之說來照顧部分台灣人民對統一之後利益可能受到損害的心理時，我們可能會忽略另外一大部分台灣人：他們對全體中國負有使命感，對包括在大陸發生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自認為有能力幫助整個中國實現復興；如果他們因為井水不犯河水而被拒絕，他們會有一種不是完全中國人的感受。從80年代開始，包括台、港、澳在內的全體中國整體走向富強，這其中更凝聚著在台灣島上生活的中國人的傑出貢獻。這是一段由合力推動的歷史，我們應當在更多的場合綜合地而不是分別地表述這一歷史，其中包括對台灣社會的進步、台灣人民對全民族成長的貢獻的肯定。肯定台灣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即使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在台灣進行的。特別包括他們在傳承中華歷史文化方面的傑出貢獻，在吸取西方文明方面具有特殊的經驗。肯定和讚賞也是一種引導。
以上觀察和思考我是在2003年一次台灣民情研討會上進行了表達。我在會上很真切地闡述，我們需要重建台灣社會的統一動力，共同的遠景設計對“分治和解”的雙方趨同產生動力作用。中國人正經歷一個再創輝煌的年代，兩岸中國人曾經各自完成了對本社會的轉型。在現有的交流交往的基礎上，通過共同設計未來進而共同實現之的方式創造出一段可以供後人分享的共同歷史。
我們應當思考創建以下條件：1、文化傳播以及兩岸思想的交流；2、兩岸文化人的存在；兩岸文化人意即，同時具有台灣和大陸的文化經驗的文化工作者。其文化的創建在於源於兩岸，高於兩岸。3、兩岸共同媒體的創建。台灣的新聞媒體主要以台灣社會為對象，兩岸之間缺少交集，並形成文化圈的分離。兩岸共同媒體應當將政治紛爭淡化，更加注意兩岸經濟的融合和文化的交互。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媒體應當是以文化和經濟為主要內容，以創立文化共同性為目的。
三、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產物
我當時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工作，表達這些想法的確是自己內心的所思所慮，但基本還是屬於紙上談兵的範疇。在會議的當天晚上，參加會議的郭偉峰先生找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才知道他已經有了創辦兩岸媒體的初步想法。郭偉峰介紹說，汪道涵先生提倡並推動在香港創辦《中國評論》月刊，其思想為成立中國評論通訊社提供了指導方向。早在1998年，汪道涵就指示如果條件成熟，應該創辦網絡媒體。如何在一本兩岸發行的智庫雜誌的基礎上，具體構建兩岸共同媒體？郭偉峰先生一直在思考。那天晚上我們兩個幾乎聊了一夜，從台灣的藍綠差異，統獨之爭，談到兩岸文化再造，兩岸媒體的形態，也談到歐盟發展的經驗。在交談的過程中，我感到了偉峰先生正在形成他的改革“路線圖”。
這些年來，我們不斷地看到中評社的發展和變化。偉峰先生曾經說過，在兩岸新聞與傳播的“共構期”到來之際，“兩岸共同媒體”的成長與壯大再也不是一個夢。在兩岸新聞界有識之士的推動下，具備“兩岸共同媒體”形態與內核的新聞媒體會越來越多，在兩岸關係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個與兩岸關係共同命運共同呼吸的新興媒體群，會構成一個嶄新的傳媒時代。偉峰先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將“兩岸共同媒體”推到了一個高峰，令人十分欽佩。在理論上偉峰先生提出了兩岸共同媒體的三個主要特徵：共構性、兩岸性、民族性。共構性指的是，“兩岸共同媒體”不是屬於兩岸哪一方，而是屬於兩岸雙方。
中國評論為此形成了資源分享、平台共享、媒體共建的特點，在北京、香港、台北分別成立的新聞媒體，共享中國評論通訊社及中國評論新聞網的名義與平台，在編輯部協調下，分工合作採編新聞。其採編風格的統一、新聞內容的和諧、人員關係的密切，凸現了媒體的共構意義。偉峰先生和他兩岸三地的同事們就是以這種共構性實現了中評社的偉大跨越。
兩岸性指的是，“兩岸共同媒體”源自兩岸、服務兩岸。以兩岸關係新聞為傳播的重點內容。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兩岸共同媒體”的最重要的新聞與傳播的原則立場。真正的“兩岸共同媒體”，首先要能夠在兩岸信息交流中暢通無阻，其次要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過程中具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第三要引起兩岸讀者的高度關注。在兩岸關係中作為新聞媒體的角色具有重要性、權威性、交流性，這是兩岸性的關鍵。中國評論通訊社及中國評論新聞網依循著這樣的標準不斷發展。
民族性指的是，“兩岸共同媒體”的最重要政治立場，不是以哪一個黨派為主，而是以中華民族為最大的“公約數”。中國評論通訊社及中國評論新聞網一直堅持中華民族的立場和情感，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形象。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中，每當一些重要的國際、地區和兩岸事件發生，我們都可以看到中評社和中國評論月刊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和具有民族性包容性的主張，也看到中評在兩岸紅、綠、藍等各種陣營，組織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中國人表達看法，引導讀者認清發展的趨勢，客觀瞭解不同看法之間的異同。為消弭兩岸各個團體之間的隔閡，重建祖國統一動力作出持久的努力。
中評的智慧就是我們新一代中國人的智慧，中評的事業是兩岸共同的事業，中評的成功就是我們民族的成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2月號，總第25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