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否會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
餘永定：中國過去花費了太多時間辯論是否需要採取浮動的匯率制度，貨幣政策長期被追求匯率穩定的執念所束縛。現在美聯儲已經退出了QE，並正在加息、縮表。因此，除非美國經濟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壓力都在上升。富於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可以成為經濟的調節器，適度貶值可以提升通脹，也可以緩解出口壓力。
此外，人民幣貶值也不會失控，從而觸發大規模的做空壓力，因為中國仍然在實行資本管理。而中國企業也已經學習了如何保護自己避免受到匯率波動的衝擊。
Q：去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聲明中沒有出現“匯率穩定”的表述，這傳遞了什麼信號？
餘永定：儘管“匯率穩定”沒有出現，但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仍然強調了“六個穩”，這體現了中央經濟政策的求穩偏好。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聲明中沒有提及“匯率穩定”，是不是意味著中央對匯率變動採取了更為開放的態度？我希望如此。
中國不應拘泥於3%的赤字目標
Q：在財政政策方面，中國是否真的有擴張的基礎？如何考慮財政可持續性？
餘永定：就官方數據而言，2017年底，中國中央政府公共債務占GDP比重達36.2%。考慮到或有債務，上述占比可能更高。但比起世界上其他多數國家，中國公共財政情況仍然十分健康，且並非所有地方政府債務都是壞債。因此，中國政府仍然有一定的空間來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如果要抑制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滑，在貿易順差逐漸減少甚至可能由正轉負、私人投資躊躇不前（房地產投資可能較大幅度放緩）的情況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財政支出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中國不應該拘泥於3%的赤字目標。
可以粗略算一筆賬，當前中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約3.3%，通脹為2%左右，假設基礎財政赤字4%，而經濟增長為6%，那麼國債對GDP比的極限值是80%，與其他國家比還是不錯的。如果通脹率能上升到3%，且經濟增速能保持在6.5%，那麼國債對GDP比的極限值就進一步降至60%的水平，這種負債率完全不成問題。
因此，對中國而言，一是要維持較高的增速，二是需要提升通脹。例如，日本政府債務水平約為GDP的250%，但因為是零利息率（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為負），日本並不擔心會出現主權債危機。如果中國的通脹到達3%，那麼中國的十年期國債也是零利率。對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並不需要過度擔憂。
Q：各界對於加大財政支出後的基建投資低效問題頗為擔憂，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餘永定：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擔心基建投資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中國不應該重走2009年的路徑，投資項目的設計應該更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應該被更為精確地框定。但是必須指出，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缺口依然巨大，僅僅是市政建設的投資需求就十分巨大。基礎設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務領域的，這些領域，特別是在短期，是不可能有很高商業回報的。政府應該在企業缺乏較強投資意願的領域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儘管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並不能解決中國的長期問題，但鑒於穩定經濟增速是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重中之重，中國需要加大政策調整的力度，2019年在繼續深化各項改革和調整的同時，執行具有足夠力度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作者：餘永定（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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