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適時制定相對貧困幫扶標準，探索長期可持續減貧戰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中的“相對貧困”，並不是指每一個收入組與更高收入組相比較而言的“相對貧困”，而是指隨著發展階段變化，按照與時俱進的扶貧脫貧標準確定的生活困難現象。從這方面理解，未來相對貧困現象將會長期存在，而其應對機制與消除絕對貧困的機制不盡相同，需要通過創新實現脫貧戰略體制機制的轉變。目前，確定相對貧困標準有兩種方法可供借鑒，要按照城鄉統籌的方式確定符合國情的相對貧困標準和幫扶機制。
一種方法是按照平均收入的特定比例確定相對貧困線。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一般是以全國人均收入中位數水平的50%至60%作為標準確定相對貧困線。收入中位數與平均收入略有不同，前者是指把全部人群恰好分為相等兩部分的收入水平。比如，2018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為14617元，中位數收入為13066元。當年的脫貧標準大約為中位數收入的28%。2020年實現按現行標準全部脫貧之後，即便不改變這個比例，隨著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整體提高，針對相對貧困現象的幫扶標準也必然提高。
另一種方法是根據發展階段或收入水平設立不同的絕對貧困標準。比如，世界銀行從2017年10月份開始，為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按2011年不變價確立了不同的購買力平價收入標準，作為絕對貧困線，分別為每天1.9美元、3.2美元、5.5美元和21.7美元。值得指出的是，為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確立另外的貧困標準，並非按照更高的生活標準進行脫貧，而是由於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達到同樣的脫貧效果需要付出的成本更高。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9771現價美元，已經高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果適用5.5購買力平價美元這個貧困標準的話，按照中國現行標準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之後，仍有艱巨的減貧任務。如果在2020年或以後的若干年內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中等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的分界水平，我們則需要迎接更大的挑戰。這些都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和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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