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基建啓動之初，官方便已為其定調，拒絕傳統基建那樣的“大水漫灌”，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有要引入民間資本等新的舉動。這是為了避免走傳統基建“一哄而上”的老路，造成新的產能過剩。
新基建大多屬於“科技基建”，除了5G基站和大數據中心建設外，更大的投入是在技術和人才上，硬件鋪設僅占較小部分。因此，新基建投資的原理并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增長”，其意義更在於附著其上的“衍生物”。國家發改委基礎司副司長鄭劍曾表示：“要以新基建為牽引，推動傳統基礎設施優化服務和提升效能，統籌推進更多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慧城市等項目建設，構建適應智能經濟、智能社會發展需求的基礎設施體系。”
與其說新基建是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不如說著力點更多放在了培育新產業、助推企業數字化轉型上。
最後是長期政策，啓動要素市場改革，以期“改革紅利”的到來。 本月初，中國官方發布《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文件，其中改革規劃涉及了土地、戶籍、金融、數據等方面，可以說涵蓋要素市場改革的新舊方面。可以預見，要素自由流動與要素價格市場化將成為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的抓手。
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中國商品的定價、流通、分配等方面的市場化已十分充分，但是在要素市場領域，政府對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幹預仍然較多，本輪改革便是要使要素在不同經濟體間配置不均衡的情況有所改觀。
要素市場背後盤根錯節，涉及各個組織與部門的利益。重啓要素市場改革將是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個重要切口。若改革有成效，不但經濟領域的市場化程度會有所提升，同時戶籍制度、農民土地確權等社會問題也將得到相應解決，勢必釋放出巨大的改革紅利。
但要素市場改革是深層次改革，涉及領域衆多，其艱難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因此，短期不一定能看到功效。
從中國近期出台的宏觀政策來看，有整體政策“後移”的現象。此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產業鏈都會在供給與需求端產生深遠影響，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情況下，中國啓動新基建，注重新舊動能轉換，同時也有“向改革要紅利”的舉措，這些都不是疫情之後才有的籌謀，除了政策定力外，也體現了在變局中謀求自我突破、“穩中求進”的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