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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大選所展現的新特徵
http://www.crntt.hk   2020-02-10 00:08:21
今年台灣“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是一場被認為最詭異的選舉。
  中評社╱題:2020台灣大選所展現的新特徵 作者:張明睿(台灣),中華鄭和學會秘書長、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

  蔡英文連任以後,美台軍事關係會再加強,美國與民進黨關係也將更加緊密,反倒是國民黨將進一步會被美國所邊緣化。這次選舉過程中,台灣中南部私下流傳,藍營候選人已經跟中共簽署“和平協議”,造成南部地區民眾心理的恐慌,這也是南部地區一夕之間全面翻盤的重要因素。顯然,台灣這次的選舉價值的排序與抉擇,道德價值、民主價值都不是第一順位的選擇,反倒是恐懼性與意識形態,已成為價值的優先選擇,這對於台灣社會的發展起到負面的作用,未來將會反映在整體社會衰退的曲線之上,這也將影響未來台灣的民主發展是否能走向健康成長之路。

  今年台灣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是一場被認為最詭異的選舉,藍營沒有挾著2018年九合一地方選舉勝選的氣勢再下一城,這是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之處。雖然勝負本屬兵家常事,但這次的選舉狀況,跟以往的選舉比較有幾項特殊意義所在,非常值得關注。

  一、地緣政治的考量

  2019年11月底澳洲一家電台專訪大陸詐騙犯王立強,他宣稱是大陸的間諜,不僅外媒關切,在台灣媒體也吵得沸沸揚揚,終使這個假間諜案在台發酵。雖然12月1日澳洲數個媒體指王立強假間諜案,並沒有新聞價值,且是一場鬧劇,但民進黨卻趁機誣指韓國瑜接受大陸的政治捐獻,讓韓有口說不清。同樣的案子,澳洲媒體又在1月8日炒作蔡正元對王立強威脅利誘,要他自曝是被民進黨選戰操盤手邱義仁所操控。蔡正元雖然聲稱與選舉無關,但因台灣媒體的大肆炒作,已經影響選情甚深。

  王立強假間諜案,經由邱毅與蔡正元所公布的錄音帶與影帶顯示,王立強自述是見了邱義仁,並且給了酬勞,表示這是一樁有計畫性的戲碼,這齣戲碼源自於澳洲媒體的電台訪談,後引起澳洲情報單位介入調查,形成了國際輿論的焦點,王立強的訪談,也被貼到美國在台協會的臉書上。明顯這次台灣的大選,有澳洲與美國介入的影子。

  為何美國與澳洲會介入選舉,這不得不讓人回想2016年南海主權進行國際仲裁的高潮時刻,菲律賓換上了總統杜特蒂,破了美國在南海權力平衡的大局。如果這次,台灣選舉若是藍營贏得勝利,選擇跟中美平衡外交的策略,不但難滿足美國戰略需求,也會影響美國2018年所推進的“印太戰略”格局,印太戰略有三個主要戰略競爭區域,“第一島鏈、南海、南太島國”,台灣是一個核心位置,政策搖擺,將影響美國戰略利益。美澳涉入台灣選舉,也就是為了建構印太戰略,穩定三個戰略焦點的有利平衡。

  台灣大選之前,《彭博社》1月10日就曾報導,美軍兩年內將在太平洋部署“多領域任務部隊(Multi-Domain Task Forces)”,負責執行情報、電子、網絡和飛彈任務以制衡中俄,而該部隊最可能的駐軍地點,是台灣與菲律賓東邊的島嶼。

  所以,蔡英文連任以後,美台軍事關係會再加強,美國與民進黨關係也將更加緊密,反倒是國民黨將進一步會被美國所邊緣化。

  二、恐中心理的激化

  2016年蔡英文第一次選舉,有關兩岸政策,僅是依據維持現狀,輕輕帶過,主要原因是馬英九聲望已經消退,國民黨的選情相當低迷,兩岸政策根本不需多所論述。

  但2020年的選舉,兩岸論述已經從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提出“一國兩制”後,被民進黨操作成“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讓蔡英文的聲勢一下大扭轉,年輕人也封她一個“辣台妹”的外號。此後,大陸因素變成大選的重要議題。

  2019年6月以後,香港“反送中”政治運動興起,台灣藉由香港連線,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的恐中心理發酵,反送中的政治運動延燒到澳洲、美國校園,海外的中、港留學生發生衝突,台灣留學生傾向同情港生,產生排中心理,進而回流台灣,影響青年學子,加大台灣青年產生恐中心理。

  假間諜案的操作、抹紅藍營候選人的效果,進一步激化恐中心理,為了能達到激化的高潮,2019年12月31日民進黨在立法院強行通過“反滲透法”,讓恐中心理達到高潮,讓台灣百姓產生祇有民進黨可以應對中國大陸“併吞”的印象。

  事實上,這次選舉過程中,台灣中南部私下流傳,藍營候選人已經跟中共簽署“和平協議”,造成南部地區民眾心理的恐慌,這也是南部地區一夕之間全面翻盤的重要因素,未來恐中牌將形成選舉的利器,也是促使藍營改革時本土的、中國的、憲法的路線選擇的考慮要素 。

  三、新認同與世代鴻溝

  這次選舉有一個重要的變化,也就是思潮的轉換,40歲成為一個顯明的分界線,40歲以下已經有投票權者約500萬人,藍營獲得支持的比例偏低,主要的原因是涉及到“九二共識與兩國論”的論述競爭,也是統一與獨立政策的另一種替代表述,顯然藍營的論述能力趨於薄弱,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是藍營沒有說明“九二共識”概念的內涵,尤其是對於未來的“一中”與現在的“一中”有何不同。雖然藍營抬出中華民國保衛戰的口號與大旗,卻沒有將憲法法統問題提出辯論,藍營之所以不碰九二共識與憲法一中的論述,一方面是考慮中國大陸的反應;二方面更考慮藍營中的一些經濟群體利益。

  二是來自於新身分認同崛起,曼威柯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著的《認同的力量》,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學界影響很深,柯斯特指出認同構建有三種型式,包括合法性認同的建構、抗拒式認同的建構、規劃性認同的建構等。

  在台灣內部這三種認同型態建構過程一直是在運轉著,從早期黨外時期,在野勢力實施抗拒式的思想塑造與維護,並透過不斷的議題性質的規劃進程,衝擊著原為合法性認同的意識結構。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種長期性的在社會底層進行競爭。

  在台灣塑造認同身分的渠道,最顯明的通道是來自於教育體系。2000年民進黨獲得第一次執政機會,便開始運用合法建構體系,進行所謂的教改工程,總的意識形態指導,便是以1949年為界,將過去銜接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往未來強化台灣主體性,切開與中國歷史的關聯,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成為合法性的立足點。

  國民黨在這部分,基本上已經隨波逐流,馬英九執政年代以“不搞爭辯”為由,並未強化教育知識化與中立化的調整。藍營放棄了意識形態話語權,走向完全理想型態民主化台灣道路。對於教改的意識形態變化,提出學子走入社會,現實生活的壓力,將會改變其認同的意識與身分,為自己貴族化身段,找出怯於爭辯與怠惰的理由。

   2000年至今,首投族可以說完全是在新認同教育課綱的受教過程中成長,且影響所及尚可追溯40歲以降的中生代與年輕一代的選民,但對於40歲以上的選民而言,則是傾向藍營的歸屬,這可以從韓國瑜的選舉造勢場合,一般都是長者居多的現象觀察出來。

  選舉結束,在社群的評論中,有許多長者承認年輕人的思想與自己產生了很大鴻溝,彼此之間的政治認同已經明顯的不同,所謂的不同,指的是“中華民國”與“虛擬的中華民國台灣”的差異,並指出台灣的未來將交由年輕人自己負責等的話語,足見世代思想的差異性已經被明顯地劃分出來。 

  四、藍綠人口比重大翻轉

  台灣歷屆投票的比重中,藍綠之間始終保持6:4之比,但在這次大選中,卻被翻轉,成為綠大於藍的6:4板塊。

  從結構上來看,這次選舉開票的結果,從韓國瑜得票數觀察,基本上維持了藍營板塊,但年輕人選票比重,一般評估約為七三開。因此,內涵上有了變化,一是知識藍與經濟藍回歸藍營的比重不高,這或許受到“馬英九、王金平、郭台銘、宋楚瑜”等人的影響;二是庶民加入填補了這部分的流失,庶民政治的呼喚與宮廟形成的特色,都在訴求庶民的喚醒。事實上,台灣貧富差距與社會結構利益集團化的結果,庶民政治可以反映這方面的現象。 

  庶民政治的發展,是藍營在台灣未來轉變發展的一種新契機,但也必須是民進黨有傾向弱化的狀態。民進黨深知社會控制在於政治資源、社團、話語、象徵的構建,從高雄民進黨失去執政後,被挖掘出來所揭示系統性的腐敗現象,便可以理解,由於這涉及法律與道德問題,藍營上層是貴族政治,下層是以派系為根基,行事風格保守僵化,與民疏離不是沒有原因。這是藍營未來在整合庶民方面,必須面對的課題。

  同時,民進黨持續執政的情況下,不會停止利益綑綁,勢必深化這方面的工作,以取得全面的控制權,並進一步壟斷政治權力與國家資源,進行長期執政的工程營造。

  藍綠板塊的位移,未來將是長期政治結構的固化,將影響台灣未來政治氛圍的發展效應,且是一種長期的效果。藍營重返執政,道路將是艱辛的。

  五、道德價值的淡化

  在這次選舉過程中,有一種現象浮出了水面,即道德觀已經臣服於政治觀的現象,在選舉過程中民進黨被揭露與自己暴露的問題,如高雄的氣爆案、高銀的慶富案、高鐵300萬元遺失案、蔡英文出訪的私菸案、文官體制中立價值的破壞、民主政治的司法獨立精神被毀傷、變相公務經費建構網軍案、學校學生組織政治化、濫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相同陣營的言論已經被固化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民進黨的行為若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恐將落入司法制裁的後果,但在這次選舉的過程中,這些議題在台灣的選民當中,卻未引起批判的浪潮,反而讓民進黨突破得票的歷史紀錄。

  這個現象應當是台灣社會最弔詭的發展事件。台灣社會以往相當重視政府的效能、文官體制的中立化以及政治人物的操守問題,傳統的廉能觀念是政治價值的一部分,如今顯得十分薄弱。

  究其原因,首先,是台灣政治發展朝向美式政治文化的方向。從川普與佩洛西為兩黨代表的政治鬥爭過程,可以見到通俄門事件的輿論戰、威脅第三國打擊自己競選對手、總統彈劾案的發動、利用軍事行動轉移輿論焦點等。本質上,都是功利主義的驅駛,維護權力的掌控,道德無下限。其次,意識形態掩蓋了一切良善的社會價值。

  選舉行為,基本上是建構在個人偏好選擇的基礎上,自身便是一種價值的評述與取向,何者是該優先確立的價值,讓這些價值在選舉過程中被排序與抉擇。顯然,台灣這次的選舉價值的排序與抉擇,道德價值、民主價值都不是第一順位的選擇,反倒是恐懼性與意識形態,已成為價值的優先選擇,這對於台灣社會的發展起到負面的作用,未來將會反映在整體社會衰退的曲線之上,這也將影響未來台灣的民主發展是否能走向健康成長之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2月號,總第2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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