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唯項目評價試驗任務好壞的標準，做好風險壓力測試。
自貿試驗區肩負著為國家新一輪擴大開放進行風險和壓力測試的任務。一方面，項目多未必一定好。一項試驗任務，如果落地項目非常多，並不意味著一定好。比如，在文化領域，放開演出經紀等外資准入限制，如果大量外資機構、外資文化湧入，表面是一片欣欣向榮，但可能對國內文化產業、國內文化產生衝擊。另一方面，項目少也並不意味著一定不好。比如，放開某項外資准入限制，沒有外資項目落地，這可能是因為放開的還不夠，儘管放開了某一環節，但還有其他環節限制，外資項目仍然無法落地。
因此，在自貿試驗區建設過程中，不能以項目多少作為評價一個試驗任務好壞的標準，避免唯項目論，要重視項目，但不能迷信項目。一是處理好改革開放與風險防控的關係。為新一輪擴大開放做好風險壓力測試，在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同時，守住風險底線，加強風險防控體系建設。二是正確處理沒項目落地的試驗任務。對於沒有項目落地的試驗任務，不能簡單說不好，而是要從為開放試風險、測壓力的角度，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或擴大開放試點範圍，進一步進行風險和壓力測試。三是用好項目。把項目尤其是大項目作為落實試驗任務的重要載體。比如，依托大項目，在大項目落地實施過程中，把遇到的所有制度型障礙逐一攻破，逐一解決，並形成普適性制度創新成果。
轉變簡單對標國際經貿規則的做法，系統設計政策制度體系。
從國際經驗看，各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園區都是各個國家，在各個階段，結合各自發展訴求，量身定制的、適合自身特點和開放發展訴求的開放平台，其政策制度體系具有高度自主性、系統性等特點。一是高度自主性。以杜拜為例，很多人在研究國際知名自由貿易園區政策時，往往把所得稅水平作為重要指標，但實際深入調研後會發現，儘管杜拜自由貿易園區的所得稅為零，但企業經營相關費用水平達10%以上，單純看稅率並沒有實質意義。杜拜自貿園區最大的特點是其政策和制度設計的高度自主性。例如，廢除保人制度。外商在阿聯酋當地投資，必須要找一個當地保人，保人可以一分錢都不出，但具有簽字控股權，在這種保人制度下很難吸引外資落戶，為解決這個問題，杜拜在自由貿易園區內首先廢除了保人制度，外資可以100%控股。再比如，針對伊斯蘭法律體系上的問題，直接採取了英國法律模式。二是高度系統性。比如，香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場”模式備受推崇，稅率也非常低，而且採取“以支定收”的財政制度，每年還有相應的稅率下調空間。但之所以能支撐其小政府、大市場和簡稅制、低稅率的原因是其存在大量的法定機構。根據香港民政事務局不完全統計，香港共有242個法定機構。香港的“小政府、大市場”與大量法定機構分不開，法定機構承擔了大量政府職能，但經費來源多元化、財政資金非常少，工作機制靈活。因此，香港的法定機構、低稅率、小政府和大市場等政策和制度是相互支撐的，是系統性的政策制度體系。
因此，在自貿試驗區政策制度設計和落實過程中，要轉變簡單對標國際經貿規則的做法，系統設計政策制度體系。一是認清國際先進自由貿易園區政策制度體系的本質特征。它們的本質特征，不是範圍，不是名稱，不是一條條的具體措施，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政策和制度設計，主要看這套政策和制度體系是否滿足了一國特定階段的特定發展訴求。因此，不能簡單對標一條條的具體政策和制度，片面追求某項措施或每項措施都達到全球最高水平。例如，當前，國內也有很多地方在學習香港經驗，設立法定機構，中國法定機構的設立，也要考慮與財政、稅收等政策相匹配、與機構改革統籌推進才行，否則，只學表面，盲目成立大量法定機構，不但發揮不了實質性作用，反而會帶來機構臃腫等新問題。二是進行系統性政策制度體系設計。雖然自貿試驗區強調對標國際先進規則、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但要深度剖析國際先進自由貿易園區政策和制度設計的背景和原因，從全局性、整體性上進行把握，要追求政策和制度體系的整體適應性和有效性，系統性設計政策制度體系。
轉變傳統的開放發展思路，實施產業定制化的高質量發展策略。
產業是政策制度設計的基礎，也是政策制度效果的直接體現。隨著制度型開放的不斷深入，定制化的產業開放策略是各地服務實體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佳切入點。通過聚焦制約不同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查找短板，破除各種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集聚高端生產要素，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因此，需要轉變傳統的開放發展思路，聚焦重點產業，把握不同產業開放特點，實施有針對性的產業開放新策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是精准性施策。根據不同產業的難點堵點，查找問題，彌補短板，精准定位產業發展訴求，真正把解決產業發展訴求放在突出位置。二是差異化施策。適應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需要，按照新時代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聚焦人才、數據信息等高端要素，加快構建有助於高端要素、高端產業集聚的產業發展新生態。三是前瞻性施策。隨著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不斷湧現，產業鏈主、產業生態等都可能發生顛覆性變化，需要實施適應新業態新模式的前瞻性產業開放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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