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法理台獨”的外在表現形態，段磊認為，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憲制形態。段磊指出，憲制形態是“法理台獨”的核心表現形式。他談道，為在憲制層面推動“法理台獨”目標的實現，“台獨”勢力在實踐中，嘗試通過“制憲”、“修憲”、“釋憲”憲法變遷方式，推動對在台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1946年“憲法”進行全面變遷。對此，段磊解釋道，第一，基於制憲權理論，不斷鼓吹拋棄1946年“憲法”，通過制定一部“台灣新憲法”實現“台灣法理獨立”的目的，展開所謂“制憲台獨”活動；第二，基於修憲權理論，在台灣地區“憲政改革”中，通過消除1946年“憲法”的“一中性”內涵，實現“台獨”的借殼上市，展開所謂“修憲台獨”活動；第三，立基於憲法解釋理論，利用“釋憲”機制，形成對1946年“憲法”內涵的重新解釋，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展開所謂“釋憲台獨”活動。
——其二，法律形態。段磊認為，法律形態是“法理台獨”的主體表現形式。他認為，“台獨”分裂分子除在憲制性規定層面推動“法理台獨”活動外，還積極致力於從台灣地區法律體系切入，推動完成所謂“台灣國家化”建構的法規範確認：第一，通過“立法”“修法”活動，以“法律”虛置“憲法”，逐步弱化台灣地區法律體系中的一個中國規範約束力的目的；第二，通過 “立法”“修法”活動，逐步強化台灣地區法律體系中的“本土化”因素，推動台灣民眾國家認同觀念轉變；第三，通過“廢法”活動，逐步消除台灣地區法律體系中推動“國家統一”的規範根基，實現對兩岸所謂“分裂分治事實”的反向確認。
——其三，國際法形態。段磊指出，國際法形態是“法理台獨”的外沿表現形式。他分析說，從學理上分析，“法理台獨”活動在國際法層面的著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通過虛構台灣滿足國家的主要構成要件，是“法理台獨”在國際法上築造台灣是“主權國家”主要路徑；第二，強化台灣的國際空間活動能力和影響，是“法理台獨”在國際法上推動台灣“國家化”的重要方向；第三，臆造台灣人民“自決權”，踐行分離主義，是“法理台獨”在國際法上策劃台灣“獨立建國”的重要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