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台灣政治整體上“綠大藍小，綠長藍消”的結構意味著，國民黨在政治影響方面處於不利地位，這主要反映在其操弄藍綠矛盾、進而操弄藍綠對決的能力在下降，因為藍綠誰大誰就有操弄藍綠矛盾的能力。在這樣的結構下，藍營要在島內政治中發揮更大作用，足以在更大程度上反擊綠營，就需要有其他的路數或辦法。包括這次韓國瑜跟蔡英文的鬥法，是在藍綠結構中穩住藍營基本盤，但在藍綠結構之外同時聯合其他各種社會力量。也就是說，儘管“綠大藍小”的結構很難改變，但若能成功建立反蔡聯盟（或反民進黨聯盟而非反綠聯盟），使之發展壯大，就有可能在力量上氣勢上大於對手，在選舉中真的翻轉政治行情、走向執政權。韓國瑜這次本就要這麼做，但衹可惜功虧一簣。
總之，台灣政治總體上“綠大藍小、綠長藍消”的結構仍然有所強化，這次選舉的結果便是一個典型的表現。它將改變我們對選舉運作、乃至於日常政治運作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即拿國民黨與民進黨比是一種陳舊的比法，拿整個藍營與整個綠營比、拿藍營與綠營內部的動態勢力分佈比是新的有效比法。這其中，不能忽略那些小綠，這些年它們有所擴張；但綠營並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有小綠與民進黨間會不斷發展膨脹的矛盾，有小綠因其散而呈碎片化、因其小而呈原子化這樣不好克服的問題。這種情況對它們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如無改進也有可能是曇花一現。
三、島內政治中也湧動著“政治泛化”現象
藍綠對決反映的是一種政治極化現象，或曰兩極化政治，人們可能會想到在它們之外還有所謂第三勢力。但實際上，雖然這是多年來學界議論台灣政治的一個重要話題，島內亦有組建第三勢力的努力，但第三勢力在台灣政治結構中很難擁有發展空間，號稱第三勢力的政治人物雖不乏人在，但衹是口中說說、很難見到真章。應該看到，台灣政治中“綠大藍小、綠長藍消”的結構意味著某種政治極化的情況，而在此同時，近年來島內政治中也湧現著某種政治泛化現象，即在藍綠陣營之外出現了多種泛在的力量，但它們不是第三勢力，也不是中間力量。因此，這裡提出“政治泛化”的概念，旨在強調多年來台灣政治中已經普遍存在著泛化現象，組建第三勢力的努力反而衹是政治泛化的一種反映，這種努力映襯在政治泛化的背景下；也恰恰由於政治泛化的存在，第三勢力自身沒有真實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政治泛化這個概念更能描述、解釋超越藍綠政治的衝動及其相關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行為。跟美國國內政治更多出現的是政治極化現象有些不同，在台灣政治中，政治泛化與政治極化是並存的關係，在近年來它是時常攪動台灣政局發展變化的關鍵因素，已經成為一種很重要的政治現象。
首先需要區分政治極化與政治泛化兩個概念。政治極化本來是美國國內政治中的一個新術語，但作為一種新興起的、在世界各地不斷推延開來的政治現象，也已引起各國政治學者的注意。有學者認為，“政治極化在當今美國政治中有持續增強趨勢並深刻影響著美國的選舉政治、國會運作和公共政策制定”，“美國的政治極化可分為政治精英和公眾兩個層面”。④在台灣，政治極化意味著政治結構的兩極化，是藍綠政治的結構性緊繃，在日常的政治運作中存在著藍綠對峙攻防和“為反對而反對”的政黨惡鬥，各自陣營的支持者則是藍者恒藍、綠者恒綠。在選舉過程中，政治極化會有更為突出的表現，如藍綠兩大黨固守彼此基本盤、號召淺色選民歸隊以及吸引中間游離選民“選邊站”。一般而言，深色選民不僅在平時的政治對壘運作中是堅定支持者，在輿論上是鐵杆粉絲，而且在選舉過程中最容易歸隊，至少在最後關頭會堅定回歸基本盤，成為投票日的“鐵票部隊”。而對於藍綠政治人物來講，操弄藍綠對決的目的都在於通過激發自己陣營投票率的最大化，使有些意志不堅的淺色選民堅定複盤，從而造成自己得票率的最優結果。在島內政治中，由於單一選區兩票制使得兩大黨佔據最佳政治位置，足以動員和組織最多的政治資源；因而現有的選舉制度對兩大黨是最有利的，也容易造成政治極化，而且是兩大黨的兩極化。在選舉中，政治極化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藍綠對決，最常見的手法是鼓噪民粹政治，包括使用抹黑對方的口水戰、或某一方奧步等。
政治泛化則是本文作者所提出的一個廣義用語，在含義上它比第三勢力、中間力量更寬泛，在客觀上則說明一個泛在的政治現象，指稱那些鬆散、成分雜、多類別的勢力組合。因此，就概念使用來說，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政治泛化的字義固然取自泛綠泛藍中的那個“泛”字，但前者顯然又比後者含義更廣、指向更多，與後者的單純性強、同質性高相比它更龐雜、更具有異質性。“泛化”的組織成分、成員來源一部分是淺綠和淺藍，一部分是白色力量及中間選民，一部分是小綠小藍（多是深色的）。換言之，泛化力量有往中間靠的，有（從藍綠陣營）往外走的，有超越藍綠自闖天下的，有不問藍綠衹問蒼生的，有裹在藍綠陣營卻也有意與之保持區隔或做切割的。二是這裡之所以使用政治泛化，而未用第三勢力、中間道路等，是因為第三勢力始終無法有效整合、難於成事，在藍綠政黨之外一些有影響的政治勢力（政黨、團體、人物）確實存在，但它們所呈現的常態是自在的、分散的、游離狀的，在背景來源、組織成分、政治立場、“統獨”取向等方面均呈多元化的特徵；在某些特定時刻可能會推出某種形式的“夢幻組合”，在另一些時候可能又變組成其他類型的組合，但多是臨時性的和權宜性的。故而，用政治泛化來說明這種政治多動症的存在可能更為合適。
進一步地說，政治泛化在台灣有著越來越強的政治意義，這就是走藍綠政治之外的另一條道路，在兩大黨之外聚集另一種力量。在西方政治中，走第三條道路也屬於某種特定情形下的政治泛化現象，廣義上還包括西方國家主要政黨奉行的第三條道路政策。而在台灣，“超越藍綠”、“從藍綠惡鬥中解脫出來”並未公開表明走第三條道路或中間道路，但顯然是政治分野中的第三種選擇到第N種選擇。在政治結構上，它意味著無極化、去中心化；在組織形態上，它意味著政黨小微化、結盟組合的權宜化；而在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上，它意味著多元化、雜牌化。在政治功能方面，政治泛化可能表明政治結構也有鬆動的一面，也有再變化的一面，藍綠邊緣支持者、白綠、中間力量（選舉時都是選民）也可以選擇支持其他政黨、政治聯盟或政治人物。近年來，政治泛化現象湧動並且有所強化的原因，一是民進黨蔡英文執政業績欠佳，引起並積纍了社會上的諸多不滿情緒；二是多年來形成的藍綠惡鬥、極化怪圈讓社會普遍不滿，特別是藍綠淺色選民、中間選民對現有政黨政治的表現極度厭倦，社會上一直有要突破藍綠政治的廣泛要求；三是一些政治勢力顯示出不受藍綠政治束縛、走其他道路的意圖，並不斷嘗試進行重新的政治集結，如組黨、成立團體、參加或介入選舉等；四是某些政治人物想有所作為，他們打出“超越藍綠”的口號，搭建新的政治舞台企圖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當然，政治泛化現象也有自己嚴重的問題：一是碎片化存在，是一種泛在。由於可以歸攏到政治泛化範疇的成員來源多、背景雜，很像“政治超市”，這使它們很難走在一起，形成一支團結的政治力量，或哪怕組成類似於統一戰線那樣的聯合。因而在組織形態上則呈現出碎片化、弱組織化或微組織化的特點。二是訴求複雜多向，眾口難調。泛化力量在信仰基礎、政策共識方面都是各唱各的調，雖然它們在爭取更大政治空間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政治立場、意識形態等方面很難融合，甚至是對立的。在選舉期間，作為政治泛化背景的選民如同中間選民（有些本身就是中間選民）一樣都有很強的游離性。三是政治發展空間仍然有限、有待突破。現有的政治空間仍然對藍綠兩大黨有利，它們更容易掌握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泛化力量依靠自身的實力，很難有更像樣的政治作為。四是缺乏代表性人物。在本次選舉中，儘管有柯文哲、郭台銘、王金平先後有參選大位的動作，但最終泛化勢力無法協調出候選人，即使柯文哲成立了台灣民眾黨、郭台銘組建了“郭家軍”也無濟於事；而這些人算不算是泛化力量的代表，也是個疑問——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
說到這裡，還需再專門歸攏一下政治泛化現象與第三勢力的關係。這次選舉前，大家也在議論島內第三勢力是否存在，郭台銘、柯文哲的某種活躍，台灣民眾黨的成立似乎加深了這種認識。但嚴格說來，如前所述，台灣衹有泛藍、泛綠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泛化力量，沒有真實存在的第三勢力。在台灣，如果你要問誰是第三勢力？是很難回答的。說得白一點，議論這麼多年，但第三勢力是誰始終是個虛幻成分更多的問題，在政治泛化的條件下不好辨認第三勢力，實際上也就是還沒有第三勢力。而經歷這些年的選舉，“泛”的部分進一步擴大，在人們的理解上它容易與第三勢力或中間勢力混淆，也許在客觀上某些泛化力量確實向中間地帶靠攏了，也有要組建第三勢力的努力，但不可能形成在政治人格上完全獨立的、在力量構成上成氣候的第三勢力，或許泛化力量覆蓋了第三勢力或中間勢力，或許泛化現象的去中心化無需第三勢力的出現。雖然在近年、包括選舉期間出現了號稱代表第三勢力或被認為是第三勢力背景的政黨和人物，但它基本上是有代表（甚至有小型政黨）、無強大組織載體也無太大政治運作空間。在選舉最後關頭，“泛”的部分的選民或者仍然回歸其原有的基本盤，或者轉而支持某些小黨。這既是柯文哲、郭台銘最終放棄選舉大位的基本原因，也是選舉後期無法發生韓宋棄保效應的一個重要原因。
無疑，在台灣政治中，政治極化與政治泛化是並存的兩種現象。綠長藍消、極化與泛化都會帶來板塊移動，因而均需高度重視。特別是，在政治極化盛行的同時也有政治泛化的崛起與擴張，後者已經成為島內政壇新的現象級存在。當政治極化發展到頂點時，便是政治泛化對政治機器的重啟；雖然藍綠勢力組合分化、力量消長仍會不間斷進行，但也已經有了要突破、變動現有政治結構的努力。長期以來，泛藍泛綠淺色選民都有向中間移動或向外出走的現象，他們也希望有更多自己的聲音，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希望有自己的某種組織形式。泛化力量的發展前景取決於能否突破兩大黨格局，真正超越藍綠，跳脫兩極對決；也取決於自身的有效整合和能否開拓出更大的政治空間。而無論如何，政治極化與政治泛化的相互拉扯，共同構成了台灣政治發展的動態光譜，這個光譜極為令人暈眩。
四、衹有“蝴蝶效應”、“灰犀牛效應”，哪裡有什麼“鐘擺效應”、“骨牌效應”
由於諸種因素的複雜多元、交叉互動、疊加博弈，過去常常發生於關鍵時刻的“鐘擺效應”、“黑天鵝效應”、“骨牌效應”這次並未現身，相反，影響選舉的是“蝴蝶效應”、“灰犀牛效應”（其實香港問題也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講，儘管雙方激烈較量，手段使盡，但蔡勝韓敗更多是因為發生了這兩種效應。對於台灣選舉的複雜性，絕非有些人說的還有什麼“鐘擺效應”，恰恰是“灰犀牛效應”、“蝴蝶效應”有明顯表現並導致了人們有些驚詫的結果。
“蝴蝶效應”的比喻最早是指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的一隻蝴蝶偶然扇動翅膀，在幾周後造成了遠在幾千公里之外的大風暴。後來借喻一件表面上看來毫無關聯、非常微小的事情，卻可能給另一地方（甚至可能很遠）帶來巨大改變，乃至於產生無法阻擋的巨大連鎖反應。⑤如，發生在台灣的陳同佳兇殺案導致了去年持續數月之久的香港“反修例”風波。又如，去年大陸豬肉價格上漲使副食品乃至整個食品價格接連上漲，進而擴及金融領域引發了一些未曾料及的問題。再如最近人們舉的例子，徐崢的《囧媽》受到突然襲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影響，不得不放棄院線而改為線上收看，而這一舉措開中國電影業之先河，純屬意料之外。“灰犀牛效應”是指一些附近的恒在因素讓人們司空見慣、不受重視，但它卻可能在關鍵時刻造成意想之中、意料之外的大概率事件，⑥就如灰犀牛慢吞吞地走在你身邊，但突然向你奔來讓你措手不及、損失慘重，能夠逃脫的幾率微乎其微。與“黑天鵝效應”那種小概率而又影響巨大的事件不同，“灰犀牛效應”指的是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相對於“黑天鵝效應”的難以預見性和偶發性，“灰犀牛效應”不是指隨機突發事件，而是指在一系列警示信號和跡象之後出現的大概率事件。《灰犀牛》作者渥克曾拿2008年美國房地產泡沫集中爆發、颶風卡特里娜和桑迪，以及大橋坍塌和搖搖欲墜的城市基礎設施等舉例，說明“灰犀牛效應”在事前均出現過非常明顯的跡象。⑦
蔡英文選情頗有後期躥升之勢，一些原本無關或足以避開的內外因素催生了“蝴蝶效應”和“灰犀牛效應”，對選情頗有意外功效。雖然蔡英文民進黨無法親自製造這些效應，但他們卻充分利用了其產生的迅即性影響，撿槍撿炮，借力使勁，有意造成有利於提升選情的“抗中保台”同溫層，穩固了基本盤，吸引了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其中，這兩種效應所形成的同溫層，在青年世代那裡效果最彰，產生了更直接和更有效的影響，不僅促使台青追隨其話題，“自覺”接受洗腦灌輸，而且在選舉心理、投票行為上受到誘導，他們幾乎一邊倒，九成票投給了蔡英文。這可以視為“蝴蝶效應”和“灰犀牛效應”的典型案例。
本來，選舉初期蔡英文的民調支持度並不很高，黨內初選還遇到賴清德的嚴峻挑戰，前景並不看好。但去年6月突然爆發的香港事件讓她豈止是撿到槍，用黃光國教授的話講“簡直是撿到了炮”；⑧由於“一隻蝴蝶飛到她的身旁”，提供給她利用“蝴蝶效應”的現成武器，她更藉此做足文章。在香港事件的發酵時刻，蔡英文大打“主權牌”、“安全牌”，強化“辣台妹”角色，放肆攻擊“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鼓吹“要選國民黨，明天是香港”。由於台港聯動性的提升，她巧用此製造新的話題，不斷販賣“芒果乾（亡國感）”，樹立其防衛“主權”、守護“民主”的形象。其“辣台妹”加小清新的形象，確實適合年輕人的口味，有較強的吸引力。而這一年來，蔡英文還動用執政資源，掌控媒體促其“全面綠化”，進行網軍操作；特別是藉助現代社交軟體的廣泛傳播功能，推出高收視率的網紅（如雞排妹、波特王）視頻節目，通過造謠污衊、歪曲事實等手法，攻擊抹黑對手，醜化大陸政府與社會。在汙名大陸方面，蔡英文和綠媒可以說是用盡心思、不擇手段。在這方面他們選擇性地進行“爆料”，選取所謂新疆“職業技能教培機構”等，先入為主地製造話題，編輯謊言故事，使其產生擴散變異效果，在台灣人心目中樹立大陸的負面形象。雖然這些事例本與台灣選舉並無直接關聯，甚至毫不搭界，但都成為蔡英文和綠媒攻擊的口實和素材。經過一年多反復連貫的宣傳散播、話題誘導及刻意歪曲放大，在皮下注射原理的誤導下和青年群體“同儕效應”的推使下，讓台青對大陸的負面觀感不斷鞏固形成定見，從而將此移情到投票行為上。可以說，通過上述看似無關事例產生的“蝴蝶效應”，蔡英文成功培育起“抗中保台”的同溫層，拉抬選情躥升成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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