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快落實新版外資負面清單，進一步擴大行業准入。
隨著《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頒布實施，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服務業開放大大超出預期。一是改善營商環境。優質外資不僅對政府工作效率、法制環境、市場環境等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對知識產權保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後者應該作為中國改善營商環境的重中之重。二是引導外資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區。隨著新一輪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實施，中西部地區吸引外商投資的潛力巨大，抓住新版外資負面清單契機，各級政府進行積極引導，爭取實現對外開放平衡發展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雙重目標。三是圍繞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目標，重點引進高端跨國服務企業，在實現行業開放平衡發展的同時，擴大技術溢出效應，為產業升級注入活力。
第三，支持中西部自貿試驗區創新，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
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一直落後於東部沿海地區，已經為新時代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短板。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五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功獲批將加快中西部對外開放的步伐，未來可能成為對外開放的新高地。一是鼓勵中西部自貿試驗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進行結合，支持它們圍繞“一帶一路”建設進行大膽的改革創新，尤其要重視“向西”和“向西南”的開放，在更廣領域、更大範圍形成各具特色、各有側重的試點格局，推動中西部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二是依托中歐班列，建設跨境多式聯運交通走廊，在自貿試驗區內設立中外合作物流園，創新海關監管模式，提高清關效率，推動降低中西部地區各類商品進出口的流通成本。三是支持中西部自貿試驗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業園區合作，建立邊境經濟合作區和跨境經濟合作區，提高中西部地區開展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
第四，依托中國產業競爭優勢，積極引導企業對外投資。
“走出去”戰略提出以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了較大幅度增長，今後應重點在以下幾方面下功夫。一是依托產業競爭優勢，規範企業“走出去”。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和企業，鼓勵這些企業利用自身的資本、管理等優勢，加快“走出去”。二是做好東道國風險預警工作，盡量避免損失。“走出去”不同於出口業務，周期長，風險高，對東道國各方面條件要求比較高，一旦出現情況，損失比較大，這就要求中國商務部門要做好風險預警工作，防患於未然。三是鼓勵企業抱團出海，提高抗風險能力。由於中國很多民營企業體量還不是很大，“單打獨鬥”式對外投資的成功率比較低，要擴大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工業園，抱團“走出去”，提高抗風險能力。此外，要進一步擴大對外投資信用保險覆蓋範圍，為“走出去”保駕護航。
第五，擴大進口，逐步實現進出口平衡。
從偏向“出口導向”的外貿外資政策，轉變到出口與進口並重的中性政策上來。一是主動擴大進口，改善國內生產要素供給。通過進口優質產品，不僅可以直接改善中國供給質量，還能倒逼本土企業降低成本、改進工藝、創新技術，提升產業競爭優勢，有利於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二是主動降低民生產品關稅。在實現進口藥品零關稅、嬰幼兒用品低關稅等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民生產品進口關稅，努力消除非關稅壁壘，大幅削減進口環節的制度型成本，真正改變中國進口產品中最終消費品占比較低的局面。三是進一步發揮進博會作用，搭建對外開放新平台。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成功舉辦，意味著中國將走向以內需為主、以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作為主要驅動力的全球化。要繼續發揮進博會的引領作用，加快進口貿易制度改革步伐，釋放進口在產業結構調整、消費結構升級、政策創新、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的作用。
第六，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大對民營企業開放力度。
民營企業是未來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力軍，而當前對民營企業的開放明顯不足，因此應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一是在市場准入方面真正落實國民待遇原則。盡快打破長期以來針對民營企業市場准入方面的“隱形門”，尤其是新版外資負面清單開放或放寬市場准入的行業，要更大力度向民營企業開放，培育和提升民企競爭力。二是產業政策向中立政策轉變。調整產業政策和補貼政策，實現對特定企業的傾斜性政策向競爭性產業政策轉型，構建開放合作為主導，符合國際慣例的產業政策體系，增強民企發展後勁。三是進一步擴大橫向放權。通過多年的“放管服”改革，中國的縱向簡政放權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橫向放權改革力度不夠。在堅持中央政府的核心領導與地方政府的指導下，應該加快橫向體系改革，將本來屬於企業享受的權利從政府手中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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