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為此，習近平倡議，兩岸各政黨、各界共商“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然而，蔡政府以政治恫嚇、法律限制，來阻斷兩岸各界人士的政治性意見溝通，使得緩解兩岸政治衝突與軍事緊張的機會，不增反減，令人難信大陸會對兩岸的分裂趨勢更加容忍。況且習近平面對“台獨”政黨一再取得執政權，以及連國民黨的兩岸思維也受到去中、反中的重大侷限，那麼習近平既然有別於他的前兩任總書記，至少將多擁有一個五年任期，就必然會為自己加重對兩岸關係的歷史責任與使命。
張榮恭表示，在以上背景下，如果大陸繼胡錦濤任內將“反獨”法制化而制訂“反分裂國家法”之後，於習近平任內將“促統”也法制化而制訂“國家統一法”，就不是沒有可能，從而把反獨與促統的並行推進，作為這一代領導核心對台工作的突出戰略。在此同時，是否會繼2018年3月中共中央多個領導小組分別改制為中央某某（工作）委員會後，再把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改制為中央國家統一工作委員會，誠然值得各方尤其台灣關注。或者可以說，當設置“中共中央國統委”後，執行鄧小平所訂立的三大歷史任務的機構，便都獲得更完整的配置。
張榮恭向中評社分析，但無論是否制訂國統法、設置國統委，大陸推進處理兩岸的政治分歧，仍都會是階段性的重大目標，關於所謂“北平模式”、兵臨城下的討論，也就應運而生。客觀來說，畢竟台灣不存在歸順式的“綏遠模式”條件；武力攻陷的“天津模式”，則為民族悲劇，除非萬不得已時才會被納入考量；“以武逼談”的北平模式也就成為被討論的可能選項，如此一來，就不是走過去那種先經後政的途徑，而變成一方非自願性的政治對話或直接政治談判。
張榮恭強調，台灣執政者否定了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兩岸協商機制，等於捨棄了循序漸進的事務性商談，加上大舉“去中國化”、醜化及敵視大陸、限制兩岸民間交流等等，反而造成大陸減少耐心，以致可能把雙方當局的政治對話或政治談判提前列入議事日程，這對台灣而言，實在很有必要鄭重思考其得失。蔡政府、民進黨如果以為否定九二共識，就可避免兩岸進入政治談判，恐怕又是誤判，因為愈是否定雙方同屬一個中國，反而愈會刺激大陸增強統一緊迫感。
張榮恭提醒，台灣還必須嚴肅思考的是，如何避免出現更不希望的、比北平模式更激烈的“以戰迫和”的“西藏模式”。1950年共軍先對藏軍取得昌都戰役的勝利，西藏方面只好被迫和談；這種和談顯然不是雙方都同意以一中原則為起點，和氣握手地坐下來談，而是經過軍事對決後，一方不得不接受一中原則。
張榮恭認為，與往昔不同的是，如今兩岸關係與周邊形式都錯綜複雜，過去的模式如果放在當下，不必然會是立即性的重大軍事行動，也可能先是經濟或其他領域的鬥爭，除非“台獨”言行過度激烈。但無論如何，都對台灣非常不利。由此就不難瞭解兩岸當年所達成的九二共識，難能可貴，對於緩和兩岸關係、穩定台海局勢、促進良性互動，均俱高度功能與價值，值得國民黨繼續堅持，並促使民眾能夠分辨利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