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自2月8日實行嚴格出入境管制措施後，香港宛如被困於孤島。“港版健康碼”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真動作。11月11日特區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感染風險通知手機應用程式，若用戶與確診者在相若時間到訪有關場所，應用程式向用戶發出通知和相關健康建議，但程式只是市民自願性安裝。11月23日，特區政府實施“回港易”計劃，雖是實現與廣東和澳門之間的單向通關，卻也被市民戲稱為“回港易，回內地難”。
近一年的控關，使得香港與內地在商貿往來、人才交流、生活聯繫等幾近停頓。隨著海南自貿港的成立、澳門恢復與內地自由來往，香港在走出“港獨”暗黑歲月之際，卻因疫情迫不得已“遠離”了內地。所以應警惕香港抗疫的消極被動，會否對“一國兩制”及兩地民眾帶來價值上的稀釋和情感上的疏離。
全民檢測是內地抗疫有效、科學且具有前瞻性的經驗成果。道路走得不同，不代表“謀”的利益和對象不相同。香港防疫手段的漏洞頻出，例如早期防疫政策允許從海外疫情重災區回港的居民居家隔離，為病毒滲透社區埋下了“伏筆”。而政府對全民檢測的抗拒也折射出更為深層次的思維問題，即對內地抗疫經驗熟視無睹，似乎眼里只有歐美西方，政府以制度特殊和路徑獨特為由頭，難以發揮引領民眾積極抗疫的帶頭作用。這也使部分攬炒派鑽了空子，煽動抵制普測的民眾情緒。所謂的專家只是一味比較中、西抗疫成效，強調西方的自由，無視對方付出的是沉重的生命代價和經濟損失。常言道，船小好調動，但僵化而不與時俱進，只會將香港這條本應走向光明的舢舨領向黑暗的漩渦。
善用“一國”優勢果斷施策
時至今日，香港的抗疫已不僅是一個醫學技術和管理能力的問題，更是考驗政府在應對持續性公共危機時，能否善用“一國兩制”優勢來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從一開始，特區政府似乎就沒有以“清零”為目標，順勢而為，逆勢畏難，使得部分攬炒派的“有心人”蹬鼻子上臉，左右民意，混淆視聽。在這個關鍵的節點，香港抗疫失敗不僅是危害港人性命，破壞經濟民生，更可能危及“一國兩制”實踐。
新冠疫情使得內地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再度提升。在短期封城的政策下，內地動態“清零”，精準追蹤，嚴格部署，使得內地順利走出疫情，成為全球恢復經濟得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內地抗疫成功就在於政府宏觀管控能力，基層宣傳能力，使得每一個內地民眾信賴政府，相信中央，願意以部分個人自由換來全社會繁榮穩定。
香港不同於內地，也不是英美西方，這恰是香港對比內地和歐美的價值所在。這一制度優勢是有其獨特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但政府是否可以利用該優勢，挺身挑起防疫抗疫的重擔，借鏡轉化內地抗疫經驗，使得民眾理解和配合抗疫措施，這是香港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利用“一國”優勢，善用“兩制”之利，尋善策勇抗疫，以回應民生，回應國家的一道大考！
來源：大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