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汪毅夫的演講吸引大批北大學子前來聆聽（中評社 張爽攝） |
詩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資敵，先生若在徒能為伯詡之憤耳，究不如其無見也”，“感時之淚，墜落如賤”，情詞感人。當年在京參加“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羅秀蕙、黃宗鼎取得“同鄉京官”戶部主事葉題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結”的聯名上書，乃以“台民忠勇可用，籲朝廷勿棄以予敵”為主題。他們談了棄民，也提及義民：“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洪棄生《台灣戰紀》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棄民者民必棄之”。 “棄民”的歷史遭遇和“棄民”的悲情心結，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歷史留給台灣人民的傷痛。 對此，我們當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來，在戰後50年里，台灣人民的表現是義民負重、棄民忍辱。“在台灣被侵占的50年間，台灣同胞保持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和牢固的中華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認同自己屬中華民族。這是與生俱來、渾然天成的，是不可磨滅的。”
附帶言之，1895年參與上書的黃宗鼎有弟名彥鴻。黃彥鴻於1898年中進士、點翰林後，官至三品。據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黃彥鴻於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師大學堂“文案官”兼“會計官”。看來，三品要員到北京大學可以當文書兼會計，得其所哉。
戰後50年，端賴台灣人民忍辱負重、擔當民族大義，台灣“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詩句）仍然是中國的：《馬關條約》並未改變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日據當局最後承認，精神和形式的“內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歸於失敗：“（台灣）改隸雖然已經過了40餘年，但是現在保持著以往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脫，蓋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台灣僅一水之隔，且交通來往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台灣人的觀念，平素視為父祖墓墳之地，思慕不已。”這正如《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所說的：“台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間，這一基本情況也沒有改變。”
當然，戰後50年畢竟是兩個世代的時段，其間也產生了為數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們多是1920年以後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