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因應國內民意，確保執政地位。正發黨上台近20年來，秉持“新奧斯曼主義”和“戰略縱深”等理念，主張土突破“東西方橋梁”的角色定位，重拾奧斯曼帝國政治和宗教文化遺產，進而謀求伊斯蘭世界和突厥語國家的“領導者”地位，因而深得民心，得以長期執政。近幾年來，土經濟發展受阻，政府急需轉移國內矛盾，重聚和再振民心。敘利亞和利比亞都是奧斯曼帝國“丟失的領地”和土“國父”凱末爾戰鬥過的地方，對它們進行軍事干預，有利於調動民族情緒。
第二，北約自身凝聚力下降，土耳其政策自主性則相應增強。在全球化和多極化時代，自詡“史上最成功聯盟”的北約，成員國軍事優先關注點日趨多樣化，分歧和矛盾在所難免。美歐之間乃至歐洲各國間近年來尚且摩擦紛爭連連，更何況文化傳統、社會發展階段、地緣環境與西方迥異的土耳其？由於美歐與土耳其在中東利益產生分化甚至衝突，土在客觀可能性和主觀意願上，都難以兼顧自身雄心和北約共同戰略目標。
第三，周邊安全環境複雜嚴峻，土耳其不得不努力作為。土耳其地處歐亞結合部，東南緊靠戰亂不止的中東“新月地帶”，東北與危機四伏的高加索地區相鄰，北隔黑海與強大的俄羅斯相望，西抵著名“火藥桶”巴爾幹半島，西南隔愛琴海即是“老冤家”希臘，南方地中海上坐落著分裂的塞浦路斯島，隔海可遠眺動蕩不斷的北非。眾多周邊熱點都關乎土重大利益的維護和擴展，土既不能也不會置身事外。為積累與本地區內外各強國博弈的籌碼，土耳其動起干戈來可謂煞費苦心、不遺餘力。
“謀局”亦是“入局”：
土軍事行動成敗變數多
土耳其擁有當前中東第一大經濟體量和除以色列外最強的軍力，因而頗具頻頻用兵的底氣。但土在主動“謀局”的同時，亦需直面諸多風險挑戰。
首先，與北約關係的陰晴起伏，決定土軍事政策的基本盤。土耳其在北約和俄羅斯之間游走乃至不時獨自“暴走”，意在抬高身價、打破與北約關係的僵局。然而，土軍事技術研發和武器自產能力有限，新銳裝備仍高度依靠從北約國家特別是美、德進口，大規模作戰行動更是離不開北約集體防務體系，特別是其衛星偵察和通信系統保障。如何在與北約的齟齬中做到“有利有節”，土仍須謹慎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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