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投資的三種方法及其選擇
文章表示，從供給側發力擴投資，總的原則是要堅持用消費帶動投資；用下游投資帶動上游投資。若具體到操作層面，擴投資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投資所需的資金如何籌措？若不解決資金籌措問題，擴投資便是無源之水，只能畫餅充饑。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擴投資的籌資方法有哪些？在這些方法中又應該怎樣選擇？
從理論上講，擴投資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發債；二是加稅；三是減稅。關於發債與加稅，歷史上曾發生過一場大爭論。19世紀初，拿破侖揮師南北、橫掃歐洲，為了共同對抗法國，英國組建了第四次反法聯盟。為籌措軍費，當時英國國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焦點在於，軍費是通過加稅籌措還是發債籌措？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一派力主發債；而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加稅。
李嘉圖的理由是，發行公債與加稅的區別，僅在於公債要償付利息。假若政府不選擇加稅，企業雖然當年不必多繳稅，但政府就得多發國債；而政府多發國債最終要靠徵稅償還，企業日後就得多繳稅。於是李嘉圖得出結論說：今天政府發行的國債，其實就等於明天企業需繳納的稅。這就是著名的“李嘉圖等價定理”。
若僅就加稅與發債比較，李嘉圖的分析是對的。不過李嘉圖也有一個疏漏：那就是無論發債還是加稅，皆勢必擠占企業投資。反過來，若政府少發債而選擇減稅，也可增加投資,而且是增加企業投資。可見，減稅也是擴投資的一種方法。說得更明確些，發債是從需求側增加政府投資；減稅是從供給側增加企業投資。在發債與減稅間如何取舍，實際就是對擴政府投資與擴企業投資進行選擇。
事實上，以上三種籌資方法，美國曾在不同時期都採用過。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推行新政，主要是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上世紀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宮後，則主要是採取減稅措施刺激私人投資；美國次貸危機後，奧巴馬政府卻推出了1.5萬億美元的加稅計劃。現在回頭看，長期發國債擴投資，後果是“滯脹”。而加稅則無異於殺雞取卵，對此當年美國眾議院預算委主席保羅•萊恩說得明白，政府稅率越高，最終獲取的稅收就會越少；對企業收稅越多，獲得的就業機會就會越少。
由此看來，只有減稅才是擴大就業上選之策。而且中國的經驗也證明，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與其加稅，倒不如發債。加稅不僅會抑制企業投資，還會減少居民消費；而發債至少短期內不會影響居民消費。
但需要指出的是，若在發債與減稅之間選擇，則應選擇重點減稅。雖然短期內發債比加稅更可取，但長期看卻會擠出企業投資。由於政府投資與企業投資的預算約束不同，後者投資的效果通常要好過前者。也正因如此，擴投資的主要辦法是減稅。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今年赤字率擬按3.6%以上安排，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
進一步分析，減稅其實也有兩種選擇：全面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前者是供給學派的主張，美國在里根時代推行的就是全面減稅。可從里根減稅試驗看，全面減稅雖擴大了民間投資，但同時也加劇了結構性矛盾。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也啟動了減稅，為了兼顧擴投資與調結構，採取的主要是結構性減稅。從去年起中國製造業增值稅率從16%降至13%；交通運輸業、建築業從10%降至9%；生活性服務業保持6%稅率不變。結構性減稅相對全面減稅，顯然棋高一著。
三點結論
文章總結，我們可得到下面三點結論：
第一，落實“六穩”“六保”，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能把擴大內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立起來。應重點從供給側發力擴內需，總的原則是用消費帶動投資、用下游投資帶動上游投資、用進口帶動出口。
第二，消費由收入決定，擴大消費必須優先穩就業。由於消費也同時決定於持久收入，故提振消費要有消費信貸的配合，但應防止信貸杠杆率過高導致債務風險。財政支出應重點保基本民生、保就業、保基層工資。
第三，擴大投資有三種方法：加稅、發債、減稅。從穩就業與投資效果衡量，加稅不如發債；發債不如減稅。而就全面減稅與結構性減稅來說，結構性減稅兼顧擴投資與調結構，一石二鳥，可成為中國未來穩增長的主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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