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一步思考後，周建仁又增加了第三部分邏輯鏈：同盟結構會影響盟國對盟主的安全依賴程度，從而影響到盟國採取反制行動的動機。當同盟對盟國來說生死攸關不可取代，維持同盟有較大收益時，承擔更大的成本雖然會使同盟收益變低但仍然會有較大的正收益，國家會容忍這種成本，採取妥協安撫行動。當一個同盟對國家並非生死攸關時，國家在承擔更多成本後，同盟的效益可能會降低到零或負效益，所以國家容忍這種成本的可能性比較低，為了挽回損失，國家會採取對抗性補救措施，同盟弱化程度就比較高。當同盟是雙邊時，同盟對盟國生死攸關，一旦解體只能自助尋求安全，顯然是做不到的。且雙邊同盟實力不對稱程度更高，因此雙邊同盟對同盟依賴程度高。而在多邊同盟中，即使同盟解體，也可以抱團取暖組成一個縮小版的同盟，且聯合起來後和盟主的實力不對稱程度更低，次優的替代方案的存在使得盟國對同盟安全依賴程度較低。因此對盟主不守信用帶來的反制也就更強，同盟弱化的程度也就更高。後來周建仁又發現，同盟結構除了會影響同盟的反制方式外，還會影響同盟採取反制方式的動機。群體性行動有更多的成員支持。合法性越高，反制的動機就越強。其次，群體性行動還會帶來心理上的風險效應，也就是小群體效應。已有的小群體決策研究表明，小群體往往會做出比單獨決策時更有風險的決策，而多邊同盟中遭受盟主傷害的國家在討論應對方式時，也可以看成一個小群體。反制盟主本身是一種冒險政策，反制越激烈，風險性越強，因此多邊同盟中的盟國更傾向於做出反制盟主的風險性決策。
在思考戰略信譽下降的影響時，周建仁最先只關注到了戰略信譽下降的領域差異，而沒有意識到下降的方式是否有針對性。若盟主自損戰略信譽行為是客觀的，無特定針對對象，盟國都會有一種絕對的被剝奪感。若是盟主自損戰略信譽行為是主觀的，即針對特定盟國，被針對盟國不但有絕對被剝奪感，還有相對被剝奪感，被針對盟國利益損失會更加強烈。美國在低位政治領域既損害北約也損害日韓，而在高位政治領域只損害北約，這樣會加深北約的被剝奪感。因此他在第四步又增加了一個邏輯鏈：戰略信譽下降方式不同，會導致盟國利益受損的程度不同，從而導致盟國的反制動機不同。
周建仁最後一步增加的邏輯鏈為：同盟結構對盟主的安全依賴程度高，意味著盟主對盟國的傷害能力高，利益受損程度大，反制的動機更強。安全依賴程度對於反制動機的影響是混合的，既有為了避免帶來更大損失的妥協效應，也有因為實際遭受的利益受損程度高帶來的對抗效應。哪個效應起作用需要看條件。當盟主自損戰略信譽僅僅作為施壓手段時，損失是可逆的，安全依賴程度高的盟國將更可能採取妥協手段來避免更大損失。如果盟主自損戰略信譽行為是盟主最終的決定，且不可逆，盟國自然沒有採取妥協的動機，且安全依賴程度高的國家受損大，採取反制的動機自然就大。因為特朗普的信譽自損行為更多的是施壓手段，因此對安全依賴程度高的盟國來說，妥協效應更可能起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