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體制性其他建設剩餘用地7500萬畝。農村中還有1.5億畝左右的其他建設用地，大部分是1978年後鄉鎮企業發展占地而形成。21世紀第一個10年，對散亂小污鄉鎮企業進行整頓，其中一些被關停；21世紀第二個10年，對農村用地加強了用途和規劃方面的管理，生態環境要求也越來越嚴，未經審批的不能隨意建設，違章建設的予以拆除。加上農村用地過去大部分是工業用地，而製造業不景氣，也使閑置的建設用地增多。因此，保守估計，農村其他建設用地的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
這種土地的體制性過剩，只有土地要素和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來解決。短缺往往是設立計劃經濟體制的理由，但是計劃則使短缺程度更加嚴重。計劃配置土地場景下，土地沒有價格，不反映投入和產出的損失；禁止其交易，又不能使閑置和浪費的土地，通過價格、銷售和利潤機制的調節，配置到能夠充分被利用並有理想產出的經濟領域。而計劃調節導致土地要素、資源和產品短缺的同時，又造成了土地要素和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即土地的體制性過剩。東歐經濟學家科爾奈的名著《短缺經濟學》，論述的就是計劃造成經濟短缺的機理；而曾經有關國家實踐過多次的糧食種植、採購和供應計劃(包括定量供應和糧票)並沒有解決計劃經濟各國糧食短缺難題，甚至造成過饑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最大增長潛能將來自農村剩餘土地市場化改革
文章指出，中國緊迫應對和長期發展過程中，需要有一種改革，同時滿足宏觀經濟運行和增長的五個目標：
一是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增強其消費需求能力，平衡工業生產過剩；二是根據中國農村巨額的錯過城市化人口，尋求在農村、小城鎮和城郊等利用巨額體制性剩餘勞動力；三是在未來的15年中，做這樣的大事——只要農村土地體制改革了，土地與剩餘勞動力相組合，就能夠獲得實實在在和基本可以確定的經濟增長新潛能；四是可以通過改革形成的土地資產，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債務擴大提供信用保證，把債務鏈斷裂風險降低到最低程度；五是通過改革，形成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的貨幣投放之錨，使國民經濟在金融和國民經濟體系盡可能安全的狀況下增長。唯有土地市場化改革，才有這樣的功能。
未來15年勞動力要素投入年均負增長1%以上，可能影響GDP年均負增長0.5%，而配置改善年均可能0.7%的增長率，正負相抵後未來年均可能0.2%左右。然而，用新的二元體制要素向一元市場化轉型的模式模擬，農村非市場化勞動向市場化勞動轉型時，其配置改善的增長彈性較大。然而，農村要素組合的必要條件是土地非市場化配置向土地市場化配置轉型。數億體制性剩餘勞動力和數億畝體制性剩餘土地市場化改革相結合，使得未來15年中國新經濟增長潛能的60%到70%，來自於農村非市場化勞動與非市場化土地向市場化的改革和轉型。
從走社會主義道路看，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土地的國有和集體所有不變；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勞動力要素和土地資源的配置由市場決定。從而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完美結合。而農村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就是用市場化的體制，調動億萬農村錯過城市化人口就業創業積極性，使閑置在農村的巨額體制性剩餘勞動力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就是用市場化機制，調節農村閑置和低利用的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設用地等配置改善，成為投入產出的有效生產要素。
我們需要限定僅一處宅基地情況下的土地買賣，還要防止投資去炒賣農村房地產。但是，需要將農村的土地，從生活和生產資料，通過市場化改革成為要素和資產，使其成為農村農民的生活財富和創業之本；在堅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土地的使用財產權可以市場化配置，使其具有抵押融資、吸引投資、耕地規模、進城退出、下鄉置換、以地創業、獲得收入等功能，放開放活，促進農村居民就業、創業和置業，增強消費能力，擴大和疏通國民經濟需求內循環，實現未來15年國民經濟的良性、穩定、安全和中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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