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國際思潮的變化是非常巨大的。世界上曾經有殖民主義的思潮、帝國主義的思潮，後來有社會主義的思潮、民族解放的思潮，冷戰結束後出現了全球化的思潮，但是從歐洲難民危機開始，民粹主義思潮、孤立主義思潮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開始越來越大，特朗普現象和英國脫歐都是具體表現。在疫情中，各國為了防範外部輸入加強了邊界的管控，很多國家的民眾都把外籍人、外地人當做排斥對象，這種孤立主義思潮或者說是民粹主義思潮進一步得到擴散，並引發了逆全球化的一股逆流。
第三個，主要大國的軍費投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占比都在持續增長。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世界整體的軍費投入每年都在增加，軍事技術的發展也非常迅速，一些新的軍事技術的產生對原有的戰略穩定和戰略平衡構成了衝擊，比如新的太空武器的發明，美國甚至成立了太空軍。這些都在醞釀著一種新的軍事革命，或者說是軍事變革的發生，並且是一種包括技術、軍事思想和軍事體系在內的變革， 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第四個，在一些問題上，全球達成了一些共識，但一時還找不到解決辦法。比如氣候變暖，以及受氣候變化導致的SARS，MERS，埃博拉等疫情頻發，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挑戰，尤其是這一次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突然暴發和迅速擴散，對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世界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應對這些全球性問題的方法，至少目前，仍然是主權國家作為主體在發揮作用，世界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全球性的聯合應對的態勢。
這些變化對中國對外交往有機遇也有挑戰。所謂的“機遇”是指，我們看到中國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在不斷提升，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初只占到世界經濟比重的不到6%，但在去年已經占到世界經濟的16%，這是一個很大的也是積極的變化，也就是說，中國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在擴大，地位和作用在增強。所謂的“挑戰”，我認為有這幾個問題，一個是逆全球化的挑戰，一個民族主義思潮的挑戰，還有一個就是克服氣候變暖對我們構成的挑戰，這些不只是對中國一家的挑戰，也是對整個世界的挑戰，中國如何同世界合作應對挑戰，這也是一個新的課題。
中評社：疫情讓中美矛盾升級，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變化？這對中國處理與其他國家關係有哪些影響？我們是否需要重新定位對外戰略？
季志業：中美之間的矛盾，主要是源於剛才提到的力量格局的變化。很明顯，這些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快，中國在科技領域開始取得一些進展，軍事力量也進一步發展，關鍵是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大體量，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趕超——在2000年的時候，中國經濟總量只占到美國經濟的11%，但在去年已經接近美國的2/3。美國作為老大心裡感到不安，認為中國的迅速發展是一個巨大挑戰，然後，美國歷來對“老二”是毫不手軟的，比如曾經蘇聯和日本，現在輪到了中國。
美國的警惕性非常高，一些政客非常焦慮，他們不理解中國，很難接受中國的和平發展的理念，因為他們歷來都是靠地緣政治、強權政治、森林法則的理念成長起來的。過去，民主黨政府採取了接觸加遏制的政策，現在，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政策的視覺效果是全力以赴在打壓中國，這一方面是由於特朗普團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現在處在大選的關口，更需要拿中國做擋箭牌。
儘管中美關係現在出於比較緊張的狀態，這主要是來自於美方的一些挑戰，但我認為中國沒有必要進行外交戰略調整，去迎接和美國的鬥爭。因為中國的主要目標不是當世界領導人，也沒有這個意願，中國政府和習近平主席反覆強調我們的任務是“兩個一百年”，到明年就是第一個百年，我們要實現全面小康。但是，疫情給脫貧攻堅戰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所以我們現在主要還是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根本沒想過去搶世界領導權，也不存在搶奪地盤的問題。 現在國內一些媒體過度緊張，做出了一些過激的反應，這大可不必，我們首先要明確自己想要幹什麼，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所以，中國的對外政策還是一如既往和所有的國家開展合作，也包括美國。當然如果美國不想和我們合作，要和我們脫鈎，我們必須做一些回應；我們也正常應對一些專門的挑戰，包括疫情以後可能有的濫訴問題、輿論攻擊問題，對我們的主權、國內事務干涉的問題。但中國自身的發展戰略和對外戰略沒有必要調整，對所有國家開展合作，包括和美國，這應該是一如既往的，與此同時，我們會繼續走改革開放道路，而且是越改越深越開越大。所以我認為，中國人要有定力，中華民族經歷了五千年的風風雨雨，這一次我們也可以挺過來，對於這個問題我比較偏樂觀一些，但我認為總體上我的看法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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