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灣區“通而不暢” 封關近一年暴露出兩地治理機制短板
束沐引用中醫名言“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他認為，兩地之間人流、物流的硬件交通設施非常齊全，但香港社會對兩地合作的“痛點”數不勝數，這說明現有的“通”還屬於低層次、低水準的“基本款”，距離“暢”以及“融合發展”的客觀形勢和主觀要求還差得很遠。他還列舉了日前港澳研究會分析報告所歸納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現存問題，認為現存問題都可以歸結為“暢通”的問題。
“為何近年來兩地民眾心理距離越來越遠？不僅是港人對內地的親近感、認同感更趨冷漠，內地民眾對香港的好感度也不斷下降？”他表示，“民心相通”才是“暢通”的根本宗旨。民心相通不是靠簡單的“民心工程”，而是靠和風細雨的深耕細作，需要有政治定力和歷史耐心，不求眼前或短期的成效。他認為，兩地合作不僅只著眼於基礎建設、產業政策，更關鍵在於人居環境。他提議借鑒福建作為台胞“第一家園”的概念，應該把以深圳為首的大灣區九市作為港人“第一家園”。換言之，港人到大灣區要有“家”的感覺、“家”的便利、“家”的認同。
束沐以民間團體奔走促成“港人送藥”議題為例，表示大半年來疫情造成的“封關”雖然是無奈之舉，但借此暴露出兩地在公共政策、公共服務銜接上出現的巨大短板和不足。他認為，多年來，兩地建立了大量行政機構的交流、對接、合作機制，“我們並不缺機制平台，缺的是可以整合職能、常態聯繫、積極解決問題和處理矛盾的機制。”
深港一體化大勢所趨 應與香港“疏解非核心功能”同步
束沐認為，中央既然已經提出“融合發展”，那麼在這個思維框架下，如何發揮“一國兩制”優勢下好“深港同城化”這盤棋，就應該納入議程，也應具有充分正當性。他表示，相較於深圳是近40年內經過科學規劃、周密論證、從零開始建設起來的嶄新城市，香港的功能規劃已經陷入“先天不足、後天畸形”的困局，並且深港兩地規劃從未有機銜接。例如與前海自貿區一海之隔的香港天水圍、屯門只不過是以居住功能為主的衛星城，再如河套地區“起了大早趕了晚集”，香港科學園、數碼港和深圳光明科學城也沒有規劃上的先行對接。
“港深一體化是歷史必然”，束沐認為，至於如何推動、如何破題，可以考慮借鑒近年來內地城市治理裡面“疏解非核心功能”、治療“大城市病”的方式。他說，香港應該整理出一份清單，從國家和大灣區的角度梳理出，哪些屬於核心功能、哪些屬於非核心功能，非核心功能可以創造條件、提供政策誘因，與深圳的產業規劃相銜接，鼓勵深圳或大灣區成為香港非核心功能的疏解目的地、承接地、發展地，進而帶動上文提及的公共服務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
他倡議，深港同城化關鍵在於錯位發展、互補發展，香港疏解非核心功能應與深圳“東進戰略”相銜接。近年來，深圳的城市規劃已經逐漸形成了“核心西移、功能東進”的基本格局，即金融、科創等核心功能以西部為基地，而養老、旅遊、教育等其他產業則依托東部現有資源協同發展。束沐介紹，深圳東部生態環境好、後發優勢明顯、待盤活利用的存量工業用地多，目前已有龍崗大學城、鹽田生物科技集群、坪山高新區等現有規劃。而這正是香港將目前擁有的具有優勢但屬於非核心功能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產業的承接地、對接地、發展地。
“內地港人社區”本末倒置 以“新三通”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束沐注意到，香港輿論時不時會興起一陣所謂“內地港人社區”的討論，但他認為這個建議其實有“本末倒置”的問題。他說，“港人社區”並非是先起樓、再量身定做一套符合港人生活方式的社區服務，而是先把與香港公共或私人服務資源投放至內地，再產生群聚效應。這樣既能緩解長期以來內地遊客為了奶粉、疫苗、體檢而湧入香港核心區帶來的問題，讓內地民眾在大灣區就能享受優質資源，又能促進更多港人北上享受與香港本地同等乃至更好品質、與香港福利制度相對接、還與深圳當地社會保障制度銜接的公共服務，讓更多港人以深圳為家、把港深同城化視為自然。
他建議，善用大灣區堅持和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創新政策空間，探索“新三通”的體制機制。一要“稅制通”，低稅費環境始終是利好創新、激發企業積極性的重要誘因，香港的低稅率是長期以來吸引國際人才、企業的核心優勢，也是值得內地借鑒、對標的營商標準，建議以深圳為首先行先試在大灣區部分地區、部分行業、部分人才實行與香港趨同的稅務制度。二要“數據通”，搶抓中央文件中“支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數據平台”的政策利好，在安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兩地數據安全跨境流動，在“經濟特區”下建立“數據特區”。三要“保障通”，在鼓勵和支持港資醫療、托幼、教育、養老機構在大灣區設立機構的同時，力爭同步與香港現有公共社會福利制度無縫接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