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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在寅夫婦投票（韓聯社圖片） |
文在寅政府執政以來，確實採用了如包括給予老人的各種“免費福利”，給予青年的“現金支援”等的財政補助政策，比前任政府多，這種財政補助可以說增加了支持文在寅總統和政府的群體。特別是在選前借以“全國性的疫情危機”帶來的經濟困境為由，總統和執政黨以及各地方政府大大施展了各種“災難支援金”，全國性或區域性的給予老百姓的各種支援金錢補助，這種總統和執政黨來做的煽動式的而且非常合法的“全國性的災難支援”政策，只有總統和執政者來實際操作為有效。反對黨也為了討好選民如執政黨一樣說了“支援全國國民”提議，但光說話沒有實際效果，老百姓還是看實際有權利執行政策的總統和執政黨的說法更為信得過。於是，這種疫情當中的全國性的“災難支援”的各種基金，確實會發揮不能忽視的效果，成為給予執政黨非常有效得分的伎倆。苦難當中收惠的老百姓接受支援之後雖然開口不說高興，但在選票上給予總統和執政黨加分，這是當然的選舉遊戲的成果。比如，對於執政黨支持度一直非常低的，也就這次選舉當中執政黨獲選人全敗而無一席成功的嶺南地區，執政黨還獲得35%的支持選票，也可以引證那種疫情工作和財政支援政策的效果也不是誇張。
韓國政府在抗疫情方面獲得的效果，相比於其他國家是成功的，也幫忙了總統和執政黨的選情。快到選舉之前，確診人數已經下到每日50人以下的大好轉的情況出現，有些言論和反對黨甚至說了這是政府為了選票而“故意調整確診人數”，但實際上難以認證，已經沒法引人注目，反而反對黨沒法證實的這種言論導致了給自己扣分。而且越接近投票時間，相比韓國的疫情確診人數逐漸減少的情況，日本和美國以及西方各國的疫情確診和死亡人數越來越多的新聞傳過來，使得外媒也大大關注而突增了韓國抗疫模式或方法或醫療體系為抗疫成功的典範之類的報道。如駐韓國的中國大使在選前組織邀請中國最高抗疫專家鐘南山來評估“韓國抗疫情”的成功之處的新聞，也在韓國每家言論媒體上出現過。這種抗疫工作的效果或管理體系的對比形象，恰好給予文在寅總統進行“國際合作的電話抗疫情外交”的大宣傳的機會，當然又加分了執政黨，以強力吸住了中間選民的選票。特別是日本安倍政府的消極檢測的政策與韓國文在寅政府的積極檢測的政策對比的成績單，在靠近選舉投票日的時候在言論上每天出現，以鞏固了韓國政府處理好抗疫行政的形象。韓國選民聽到全球疫情報道，特別是日本和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疫情持續惡化的新聞，比如“日本確診人數超越韓國確診人數”的新聞特別受到關注，自然加分了文在寅總統和政府的抗疫成績，結果使得韓國選民以選票來支持文在寅總統的執政黨，給予大大獲勝的機會，以期望於以更穩定的文在寅總統的領導和政府的工作來克服疫情乃至韓國經濟危機等。
這種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的自然疫情大災難，從執政當局來看，當然是容易帶來政治大危機的因素，但若處理危機得當，反倒可以轉危為機，這是一個政治遊戲的悖論。因為，處於危機當中的大眾，若看到當局處理得當，越靠攏政權或越相信其領導，這是國家組織體制上民眾大眾的自然屬性，容易諒解之前的政府和領導錯誤或惡化形象，以來期望克服困境和危機，這是災難危機當中容易出現的非常明顯的一個政治悖論。不僅文在寅總統的施政支持度在疫情當中迅速提高，比韓國疫情更嚴重的西方一些國家的領導的支持度也反而更為提高了，於是，這次韓國國會議員選舉當中文在寅總統的執政黨的大獲勝，其最大的因素不能不說是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國性的大暴發而施展的抗疫政策及時得當，當然，針對疫情方面，除了批評政府工作“失敗”的說法之外沒有可發揮其他伎倆的反對黨的自亂導致了其自身的更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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