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不平衡，城市分化態勢日趨加劇。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三大世界級城市群產業和人口密度高，正在形成一批現代化、國際化都市圈，擁有發達的市場化水平和較強的創新能力，但同時也面臨環境惡化、交通擁堵、成本上升等“大城市病”。與此相對應的中西部城市群相對發展滯後，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還不夠高效，特別是城市間的經濟聯繫、要素流動仍然處於低層次，城市群的集聚和輻射能力難以有效發揮。中國城市發展呈現膨脹型、生長型、衰退型、收縮型等不同態勢，一些超大、特大城市面臨疏解功能和人口，一些中小城市正處於吸引聚集產業和人口階段，而一些資源枯竭型城市、老工業基地城市、邊境城市、都市圈外圍城市則出現人口外流，城市分化發展日益成為常態化。
鄉村地區衰落難以有效控制，鄉鄉差距日益成為決定區域差距的重要因素。城鎮化進程中鄉村地區長期存在人口外流，“空心村”仍然大量存在，導致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建設缺乏動力，同時存在承包地撂荒、宅基地閑置、集體建設用地低效的現象，進一步加重了鄉村地區的功能退化和空間萎縮。中國的區域差距單純從城市間差距來看已經不很明顯，東西部的發達城市之間已經沒有根本性差距，但是東西部的鄉村之間卻是天壤之別，鄉鄉差距擴大成為導致區域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
遠近兼顧 綜合施策
文章提出，一是推動完善主體功能區制度，切實加強國土空間開發管控。嚴格控制新增開發區、新城新區數量和規模擴張，提高已規劃和設立的開發區、新城新區開發集約程度，切實把住城鎮發展邊界這條控制線。堅決落實劃定的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控制線，嚴格執行開發建設占用基本農田和耕地的法定程序、補償標準和懲罰辦法，為保障糧食和農業安全提供充分農業空間。全面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堅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統化保護，嚴守生態紅線，為全國性或區域性生態功能保護以及城鄉居民優美宜居生態環境提供多樣化生態產品和服務。
二是加快實施國土空間規劃，通過“多規合一”促進國土空間高效利用。利用“十四五”規劃編制時機，加快整合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城鄉總體規劃三大空間性規劃，強化空間性規劃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銜接支撐，推動生態環保、資源開發、交通運輸等專項規劃納入國土空間規劃，切實實現國土空間的集約高效、合理均衡開發利用。加強重點功能區、戰略引領區、開放平台區等區域性規劃與國土空間規劃的銜接協調，構建分工合理、銜接順暢、支撐有力的空間規劃體系。
三是構建測度區域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強化區域協調發展監管和評估實效。重點從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通達、城鄉居民生活質量、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等領域，按照可得性、可比性、實用性基本原則，確立不同層面區域協調發展指標體系，既可測算分領域區域協調發展水平，也可測算綜合性區域協調發展水平。應用構建的指標體系加強區域協調發展動態監測和管控，適時開展績效評估、中間評估、後評估，及時總結經驗發現問題調整政策方向，為配套實行考評獎懲提供科學精准支撐。
四是健全支持區域協調發展的配套機制，保障區域協調發展的規範化和長效化。優化改進現有財政轉移支付機制、區際對口幫扶合作機制，減少行政干預帶來的不穩定性，提高機制運行效率和精准性。加快建立區際利益分配、補償等調節機制，明確主體、對象、方式、標準等關鍵要素和權重，保持機制動態調整的連續性和靈活性。建立健全區域發展失衡失序預警防範機制，明確核心指標和紅黃燈標誌，形成及時有效的預警報警體系。建立完善區域發展重大事件應急響應處置機制，明確相關責任部門和崗位，暢通應急處置渠道和鏈條，構建人、財、物、信息發布等協同支撐體系，最大程度降低損失危害程度。
五是加強區域協調發展法治保障，增強區域經濟布局嚴肅性和權威性。根據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導向和目標需求，適時啟動區域協調發展法、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實施保障法、特殊類型地區振興法、生態環境補償法等重大法律的立法工作，鼓勵分階段先行制定有關領域的條例，支持各部門和地方出台區域協調發展有關的行政法規、規則、辦法等，構建有利於區域協調發展的法律體系。重點解決土地管理法、城鄉規劃法、環境保護法等執法不嚴、違法成本低的問題，加強執法監督檢查，提高違法經濟處罰和黨政處罰力度，推行信用黑名單、離任審計、終身追責等制度，嚴懲違法者、違法必究，充分發揮法律的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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