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與東盟區域經濟合作的投資效應分析
1985年“廣場協議”後，東盟對“進口替代型戰略”進行調整，開始實施以引進外資為主導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日本和美國成為東盟吸收外資的主要來源國。進入21世紀，伴隨著中國推進“走出去”戰略，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明顯增加。而且，中日先後與東盟締結自貿協定，進一步加快了對東盟的投資，當然兩國投資的規模、結構以及經濟效應有很大差異。
1.日本的投資規模波動較大，中國的投資規模效應明顯
根據產業組織理論，企業的競爭優勢決定其對外投資。然而，在國際資本流動中，資本從邊際生產率低的國家向邊際生產率高的國家流動是常態，即從資本豐富的國家或地區向資本短缺的國家或地區流動的傳統理論仍然適用於中日對東盟的投資。具體說，中日兩國的國內經濟發展態勢，決定了其向東盟投資的規模和速度。日本和東盟簽署EPA以前，日本一直是東盟最大的投資國（2007年除外）；2008年AJCEP生效時正值國際金融危機，日本經濟深受打擊，一度陷入負增長（2009年），由此導致其對東盟的投資連續下降，2010年才開始快速回升；尤其是2012—2013年，由於中日關係陷入低谷，很多日本企業從中國轉移到東盟，掀起了日本對東盟投資的小高潮，日本成為東盟最大的外資來源國。
然而，隨著中日經濟實力的反轉以及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國在東盟吸引外資總額中所占的比率明顯上升。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後，美國對東盟的投資（除2013年外）有了顯著回升。2013年以後，無論絕對規模還是相對比率，日本對東盟投資均顯著下降，中日差距進一步縮小。毋庸置疑，中國國內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由此帶來的官民合力的豐富資本成為推動中國向東盟投資的重要因素，而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導致其全球競爭力下降，也拉低了日本企業向東盟投資的規模。
中國的對外投資雖然起步晚，但發展勢頭迅猛。在中國的對外投資中，除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外，東盟是最大的投資對象。尤其是東盟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成為中國進行對外投資的重要區域。根據2011—2017年東盟統計年鑒，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啟動，2011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規模增長迅猛，由2010年的40多億美元增長到78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之後，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直線上升，2016年已增加到95億美元，逼近 100億美元大關。顯然，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啟動及“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層面保障了中國企業向東盟進行直接投資的軟環境。中國與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投資規模效應顯著。
2.中日對東盟投資的結構差異明顯
近年來，雖然中國對東盟投資的增長勢頭迅猛，但從投資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來看，中國與日本屬於不同層次，呈現出結構性差異。
從投資國別結構比較看，日本對東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新加坡、汽車等製造業發達的泰國以及經濟相對成熟的印尼和馬來西亞等老東盟國家，其對這四個國家的投資在日本對東盟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一直超過80%。雖然從2006年起日本對越南的投資超過菲律賓，日本對新東盟四國的投資也開始增加，但總體上仍然處在觀望階段。與此相對，新加坡也是中國企業進行金融、保險、租賃等服務領域投資的主要對象，但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以國有大企業為主體，加快了對緬甸、老撾、柬埔寨等CLMV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2016年，中國繼續保持緬甸最大投資來源國的地位；日本在柬埔寨的投資比重首次超過中國，成為該國的第一大投資來源國，日本還在越南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但對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投資占比有所下降；美國在新加坡的投資占比遙遙領先於日本和中國。顯然，日本也開始加緊對東盟CLMV地區的投資，未來中日可能在湄公河流域展開爭奪市場的競爭。
從投資產業分布比較看，日本從實施“雁行模式”開始，就已經把東盟作為重要的海外生產基地，並把對東盟投資納入全球產業鏈之中，因此，日本對東盟的投資根據各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有不同側重，具有明確的產業集約化戰略特征。具體來看，向處於後工業化階段的新加坡重點擴大金融、批發、零售、物流業等為中心的服務業投資和與高新技術相關的製造業投資；向正處工業化中期的東盟老四國重點投資電子信息、汽車運輸業等工業製造業；對剛剛進入工業化初期的CLMV地區，除了對越南的投資較集中在電子產業等製造業之外，在其他國家主要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擬構建該區域的互補性生產據點，強化相互經濟合作，同時削弱中國在湄公河地區的影響力。相比之下，中國對東盟的投資雖然對區域內市場開放及基礎設施建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投資產業層次較低，集約化程度落後。在中國與東盟的合作中，亞洲鐵路公路網的建設成為重點，升級版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設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啟動均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目的。
根據日本學者西口清勝的分析，日本對東盟的直接投資為“製造業中心型”，中國為“基礎設施和資源導向型”，美國為“高度偏重服務業型”。即從投資結構看，無論投資國別結構還是產業結構，中國均落後於日本，尚處於低層次投資階段。
3.中日對東盟投資的經濟貢獻度比較
為了更好地比較中日向東盟投資對東盟經濟發展的影響，接下來將採用與上述貿易貢獻度分析相同的方法，比較中日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後中日向東盟投資對東盟經濟發展的作用。
實證檢驗結果顯示：（1）中日對東盟的投資貢獻度均處於上升趨勢，說明中日對東盟的投資確實帶動了東盟經濟的發展；（2）與日本對東盟投資歷史悠久、注重構建產業鏈相比，中國對東盟投資起步晚，規模小，但在2010年CAFTA生效之後，發展勢頭迅猛，2011年以後中國對東盟經濟的貢獻度超過日本，投資創造效應顯著；（3） 2008年AJCEP生效後，雖然日本對東盟投資的貢獻度也有所上升，但其絕對貢獻度落後於中國。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中日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後中國對東盟投資對東盟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超過了日本，但從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及對投資國的效應來看效果卻有不同。西口清勝指出：“日本對東盟的直接投資為‘製造業中心型’投資，對雙方的經濟增長、促進東道國的就業和技術轉移等有好處，而且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構築區域和全球價值鏈對投資國的利益顯著。而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為‘基礎設施和資源導向型’投資，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東盟內部的‘連接性’，有利於東盟‘統一市場’的形成，但與資源開發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帶來對環境的破壞，其向本國的資源出口也未能帶來資源加工型產業的出口增加。”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對東盟製造業等投資的多樣化，將更有利於東盟經濟的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