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金融化不僅使資本從社會中脫嵌，還將脫離實體經濟，由此使其失去了社會化大生產這一優勢。金融資本本身並不參與財富創造，只參與財富分配，因此金融資本既不能帶來生產力大發展，也解決不了民眾就業。金融資本的資本積累模式，本質上與中世紀的高利貸並無二致，都是像寄生蟲一樣從實體經濟肌體中吸取營養。
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兩種制度的競爭與較量，使西方國家如芒在背，始終存在很強的生存危機感，由此注重提高民眾福利，客觀上使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相對緩解。但蘇東陣營的解體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使資本主義制度失去了發展的參照系和外部動力，日漸沉淪，重新回到“利潤最大化”之中，再次露出無情殘酷的一面。
資本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方式，決定了其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必然是唯利是圖，功利至上。在資本至上理念的趨勢下，社會充滿著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尖銳矛盾和對立：“醫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熱病，律師希望每個家庭都發生訴訟，建築師希望發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為灰燼，安裝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場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賣棺材的希望天天死人。”這種理念體現在內外政策上，就是只見經濟效益，不見社會效應；只見眼前利益，不見長遠利益。由此很容易導致局部理性，整體非理性，背離人類社會發展的初衷。
當前這場新冠疫情危機，考驗的是國家的極限生存能力，抗疫更多是總體戰、人民戰。然而，西方國家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其抗疫舉措暴露出無情與無能的一面。比如只治年輕人不治老年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先診治有錢人的做法，乃至“群體免疫”的想法，說到底還是功利主義和經濟效用至上。
然而，這種看似最能實現收益最大化的資本邏輯，看似最為鐵血的“斷尾求存”式抗疫，並沒有使歐美避免成為疫情重災區。這表明，資本至上只會加速國家衰落、降低國家應對重大災難和危機的能力。喬姆斯基說得明白，歐美之所以會出現新冠病毒危機，主要來自於巨大的市場失敗。野蠻的新自由主義使市場加劇惡化。比如西方國家將研發疫苗的任務交給了私人制藥公司。但對制藥公司來說，製造新的潤膚霜遠比研發保護人們免受傷害的疫苗更有利可圖。
觀察西方的抗疫過程，一大啟示就是要學會駕馭資本，既要發揮資本在經濟建設中的能動作用，又要限制其負面影響擴散。一味採取自由化、市場化、去管制化舉措，只會使資本惡性發展，產生破壞性後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