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4日電／環球時報今天發表高波的文章說，百年前五四新文學的重要特征，一是批判現實，注重揭露現實中的陰暗面；一是啟蒙指向，希望通過文學喚醒大眾來改變現實。用新文學先驅魯迅的話說，就是“揭出病根，引起療救的注意”。因其切中時弊又順應時代潮流，五四新文學在提倡新文化、改造國民性方面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由此也在一些人那裡建立起文學理念上的“批判現實主義”崇拜：以為文學的主要關注，就是“批判現實”；文學家的價值定位，就是通過“批判現實”來“啟蒙”大眾。
逾百年來，這一“批判現實主義”崇拜經歷了兩次歷史消長：
上世紀40年代初期，一批深受新文學影響的文藝家到延安，因為崇拜“批判現實主義”，在血與火的抗戰年代、在革命聖地，他們關注到的是工農兵身上的粗鄙，是官兵在夥食和衣服布料上的不一樣，以及當官的有馬騎而士兵沒有等等。由此他們認為“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寫文章“揭露”這些方面。
為此毛澤東專門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在那篇著名的《講話》中指出：文藝家在創作時，應當注意分清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解放區和國統區、人民群眾和敵寇之間的區別，“要分清延安和西安”。不看時間、地點、對象地一味批判，是不對的。“批判”人民未必深刻，而歌頌人民必然偉大。其後延安的文藝創作風氣為之一變，出現了《白毛女》《小二黑結婚》《黃河大合唱》等一大批經典作品，文藝理論家周揚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第一次文代會上稱之為“人民的文藝”。
上世紀80年代後，隨著“傷痕文學”的興起，“批判現實主義”崇拜得以復甦，文學創作又走上了注重“揭露陰暗面”，注重所謂“啟蒙大眾”的路子。“批判現實主義”創作一時間大行其道，諸多文學期刊和一些國內外的文學大獎為其推波助瀾。不少文學創作者以“民眾喉舌”和“時代良心”自我期許，似乎唯有在創作中“揭露”和“批判”才能顯出“深刻”和“正義”。
正是由於這種“批判現實主義”崇拜，當今中國人民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這一過程中體現著中國人民聰明才智和奉獻犧牲的現實奮鬥和精神奮鬥，被一些文學創作者摒棄在他們的文學關注之外了。
縱然是建立了不朽歷史功勛的社會實踐，不與時俱進也終將落伍甚至走向它的反面。即便五四新文學“批判現實”在當時和歷史條件下極大推動了社會進步，也不能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長河中，將文學和文學家的職責和使命固守一隅甚至刻舟求劍。五四時期所謂“民智未開”，多數民眾連字都不識，那些留洋回來的精英們以文學啟蒙民眾，有其事理的依據並確實發揮出積極的現實作用，而在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普及，交通、資訊發達，甚至整個地球宛如一村，某些“文學家”真能如其自負的那樣“啟蒙民眾”嗎？
文學最需要創新。文學家惟有與時俱進，走出盲目的“批判現實主義”崇拜，以新的立場和新的眼光觀照現實，才能把握住生活的主流和歷史大勢，才能開辟文學創作的新天地、寫出新經典，從而不辜負這個新時代。（作者是新疆大學文學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