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之一就是宗教。蓄奴者信教，廢奴者信教，黑奴也信教，上帝的膚色，從來不是一個小問題。談起小說中埃塞爾和科拉對《聖經》進行的討論，懷特黑德對澎湃新聞記者說：“在19世紀50年代，人們可以指著同一段《聖經》片段，說這是在支持蓄奴或譴責蓄奴。有的奴隸主認為宗教是一個工具，它給予奴隸關於更美好的來世的希望，因此讓他們變得平和順從；而另一些奴隸主則反對宗教，因為它讓奴隸開始思考自由。”
提起描寫逃奴的黑人文學，就不能不提到托尼·莫里森的《寵兒》。在寫作時，懷特黑德的案前不僅有廢奴主義者哈麗雅特·雅各布斯的著作《一個黑奴女孩的經歷》、曾經受奴役的非裔美國人的口述史、非裔美國俗語字典，也有這本《寵兒》。在他動筆前，他心想，“我已經有三十年沒讀《寵兒》了，讓我來看看托尼是怎麼處理奴隸題材的。”他讀了三十頁，對自己說，“我完蛋了——莫里森他媽的是個天才，我可比不上她。”於是合上小說。然而這並沒有將他嚇退。“無論你在寫什麼——黑奴、戰爭、家庭——總有比你更聰明、更有才華的人寫過了，並且比你寫得更好。你只能希望你的主意和視角能帶點新的東西進來。”懷特黑德對記者說。
他為這個充滿懸疑和張力的逃亡小說注入了一種知識分子氣質。書中瓦倫丁農場面臨一個抉擇，是繼續留在蓄奴州印第安納，變成眾矢之的，還是向西遷，加入有色人城鎮。農場管理者之一的明戈主張留在本地，不再庇護逃犯，追求漸進式的發展；而雄辯者藍德則更主張西遷，包容逃犯，他認為瓦倫丁農場是一個妄想，但卻是一個有用的妄想，而“一個有用的妄想有時要好過無用的真相”。
明戈和藍德進行的這場以悲劇收尾的辯論很容易讓人動情，它讓人想起民國思想者對中國飄搖命運的思考；二者都是在黑屋中思考突破重圍之出路。
懷特黑德對記者坦言：“明戈和藍德的辯論受到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十九世紀美國廢奴運動領袖），布克.T.華盛頓（美國黑人政治家、教育家）和W.E.B.杜波依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先驅、歷史社會學家）的啟發。保守路線和改革進步路線，哪一個更好，更能帶領黑人崛起？”對於仍然存在種族主義、只是“進步了一點點”的美國來說，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開放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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