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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2014年“太陽花學運”（資料圖） |
被誤用、濫用的理論
對香港法治核心價值的威脅與動搖，並非始於本次修例風波。其實泛民主派的傳統抗爭手法本是合乎法治要求的，是在基本法及本地法例範圍內合法行使政治權利與自由，展開體制內的政治對抗和博弈。這種傳統抗爭模式源自於香港反對派在回歸之際形成的共識性意識形態，即“民主回歸論”。這一抗爭路線可以稱為是合法的和平路線，泛民主派在此路線下尋求基本法範疇內的“雙普選”，也有力推動了香港民主的循序漸進發展。
然而，香港社運路線在2011年初司徒華去世後快速發生分裂分化，一種偏離合法和平路線的“違法暴力化”路線開始成形：
其一是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成為港獨思想的濫觴，其中的“city state”的重心與本質在“state”，陳雲固有的民俗文化學背景及其政治臆想與獨斷論述，破壞了香港對“一國兩制”本就脆弱的共識基礎，誘導了後續的本土分離主義運動；
其二是戴耀廷的“公民抗命論”，在一個完全沒有亦無需引入公民抗命傳統的法治社會“為賦新詞強說愁”，標新立異地展開了一場“港式公民抗命”的政治社會實驗，運動本身是失敗的，但其“違法達義”的精神教誨就像癌細胞一樣在香港社會尤其青年人心智秩序中快速傳染擴散。今日香港社運中的大規模違法和頻繁的暴力化，與“公民抗命”的港式誤用及濫用有直接關聯。
香港本應是“一國兩制”下聚焦法治與發展的優良社會，卻在“香港城邦論”與“公民抗命論”的魔咒交織中迷失和沉淪。這兩種本就帶有理論複雜性和政治不確定性的思想範式，並未經過倡導者嚴謹的學理沉澱與論證，也未經過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討論，而直接且淺陋地運用於香港社運實踐之中，貽害無窮。它們就像誘惑香港社會迷航的“塞壬妖歌”，也似被心智迷亂的詭辯家輕易開啟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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