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市場資本主義”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前，自由放任是其主要特徵。為應對“大蕭條”，羅斯福政府推行新政，政府加大了對市場活動的管理，並承擔起更多社會福利責任，實現了美國國家形態從“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到“新政資本主義”的轉變。這一轉變順應了現代國家建設的基本規律，釋放出巨大制度紅利，推動美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社會福利日趨改善，政府也比此前擁有更大合法性。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這一國家形態的積弊又多了起來，“滯漲”是突出病竈。在里根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初，美國國家治理體系失衡已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就此而言，美國贏得了冷戰勝利，絕不是因為美國的國家形態很先進而蘇聯的國家形態很落後，兩國當時都有比較嚴重的問題；衹不過蘇聯問題更嚴重、騰挪空間更小、改革步伐更遲鈍而已。相比之下，里根政府一邊打壓對手、轉移視線，一邊在國內推行以“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國家轉型，從而將美式資本主義推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如果我們深挖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霸權興衰規律，可知：金融霸權既是霸權的最高階段，也是霸權的最後階段。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轉型，對美國而言是一劑甜蜜的毒酒。當“金融化”成為美國經濟的突出特徵後，美國的國家形態出現了經濟空心、社會分化、利益固化、政治極化和僵化等預兆不祥的新特徵。久而久之，兩黨之間、不同階層之間、不同種族之間、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爆發激烈矛盾和由此產生巨大內耗，就見怪不怪了。當年里根政府在發動對蘇“政治戰”時，可以擁有堅實的戰略共識、廣泛的民眾支持和有力的盟友配合，如今特朗普之下的美國，這些都難得一見了。也就是說，如今美國的國家形態已經大大落後，國家治理方略出了嚴重問題，這讓它在發動政治戰時的底氣和內力明顯不足。
美國想用“損人”的方式來“利己”，這種方法或許能贏一次，卻不可能贏兩次；因為此時的中國並不是彼時的蘇聯，此時的美國也不是彼時的美國了。對美國而言，與中國對美國形成的挑戰相比，更為迫切的威脅來自美國內部，來自美國治理體系的失衡和治理方略的過時。想要通過轉移視線、轉嫁矛盾的方式來維繫現有國家形態，根本就是抓錯了藥方。真正的藥方，是改變自己，而不是改變別人；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破壞別人正在做的事。面對百年變局和大國博弈，中美兩個大國的治國方略和應對之策，高下對錯自有後人評說。至此，前文所提第五個問題的基本思路也明確了。
三、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
儘管中國完全有能力避免重蹈蘇聯覆轍，在對美博弈中不斷強化戰略主動，但仍有一些重大問題，需要我們秉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對其加以必要關注。
一是確保理性反應。除了對競爭對手進行打壓恫嚇，使之畏首畏尾失去戰略氣勢之外，激怒對方並誘其做出不理智決策，造成代價高昂或不可挽回的錯誤，也是政治戰中的常用策略。因此，過激反應是大國博弈中常犯的錯誤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政治戰中的心理分析技術、心智操控手法更加強大隱蔽，對競爭對手的干擾使壞往往經過長期準備、周密部署並精心挑選時機，輔以多種策應手段，並根據對象國的政治生態、社會生態、決策參與者的心理偏好和不同議題的具體決策過程而“對症下藥”，往往稍不留神就可能中了對手的“激將法”。在大國博弈中，應儘量避免因礙於顏面、出於短期政治考慮或基於未經推敲就倉促認定的國家利益，甚至按照官僚機構的固定行為習慣或“標準操作模式”，而對其他國家的政治戰攻勢做出機械反應。中國有博大精深的戰略文化，歷史上有數之不盡的正反案例可供借鑒。衹要保持必要警覺，就不會被牽著鼻子走。當然，在特定條件下，面對對方挑釁，則可以借力打力順勢而上，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看似是不得不對對方挑釁做出對等反制，實則符合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二是保持開放包容。陷入封閉僵化是大國博弈中比較容易犯的另一類錯誤。由於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社會福利支出上升、海外行動日益頻繁、謀求戰略優勢的努力水漲船高，以及不得不為爆發各種假想的極端情形和最壞情形做必要的防範，國家往往在發展和博弈過程中面臨越來越大的財政約束。這可能成為導致國家治理陷入僵化的制約因素。例如，蘇聯在80年代中後期就因軍備競賽而嚴重擠壓了財政空間，進而加劇了體制僵化。旨在確保信息保密、防止外來干預和提高行動效率的“小範圍決策模式”，也可能成為體制封閉僵化和政策上犯錯的原因。因為這種決策模式會形成日趨同質化的思維路徑，阻塞信息負反饋渠道，降低決策品質，削弱政策的信譽和可接受度。例如，特朗普政府就是典型的“小範圍決策模式”，其推出的各項政策備受爭議；小布什政府在“9·11”後相當一段時間也是這種決策模式，導致對外政策日趨極端，被迫在第二任期內進行調整；里根政府的決策風格更是如此，結果捅出“伊朗門事件”。
由於體制和國情不同，美國和蘇聯在大國博弈中出現的失誤不太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將更有條件發揮制度優勢，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科學分配資源精力，統籌調動各方力量，兼顧“宏觀穩”與“微觀活”原則，確保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共同發揮作用，在充分調動個體主動性創造性的前提下匯聚集體合力。
三是儘快補齊“短板”。對後發國家而言，雖有所發展但羽翼尚未豐滿、雖順應時勢卻尚未到達相應狀態的時期，最容易招致外部打壓，也是對外部壓力最敏感的時候。將強未強之際，唯有格外小心謹慎，務必護住“短板”並儘快補齊“短板”，才能有效應對大國博弈，確保發展進程不被打斷。
中國在這方面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既是中國優化自身國家形態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應對外部博弈壓力的緊迫需要。我們應長期堅持“換位思維”和“逆向思維”，從包括金融、科技、網絡等領域在內的治理體系各環節進行漏洞和短板自查，將外部博弈壓力合理轉化為不斷推動自我完善的內部動力。
四是必須奮勇爭“先”。先進的國家形態從來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勞永逸的。“先進”本身就是相對的、動態的概念，是指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國家形態和本國此前的國家形態，具有更高的價值形態引領性、政府執政合法性、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社會運行有序性和內外大局統籌性。放眼當今世界的主要先發國家，它們曾通過不斷探索革新，率先建立了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協調關係，一定時期內釋放出可觀的制度紅利，久而久之卻生發出不少問題。安逸的生活方式、強大的資本力量與異化的民主政治又消磨了變革意志、擠壓了調整空間，使這些先發國家陷入“發達卻不先進”的狀況；接下來的幾十年間，恐怕會進一步滑向“因越來越不先進而越來越不發達”的軌道。後發國家往往有更強的意願和能力，在吸收借鑒先發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充分調動各種因素，藉重重大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政策創新，建立更先進國家形態，積纍更大戰略優勢並帶動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相應轉變，這就是“後發優勢”。正是過去幾百年來一波接一波的國家形態創新和“先發”帶“後發”、“後發”變“先發”的歷史過程，推動了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國家形態不斷優化。
中國應充分利用現階段的“後發優勢”，大膽擁抱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力爭開創出更先進的國家形態；同時也要銘記先進國家形態的“相對性”和“動態性”，著眼未來幾十年國家戰略目標，確保我們始終保持自我革命的戰略意志，始終具有引領時代潮流的感召能力，始終留出持續優化國家形態的改革空間。
五是不需針鋒相對，亦非無可作為。政治戰作為百年變局中大國博弈的主要手段，核心方法是尋找對手的短板。任何國家都不完美，都存在因其地理位置、歷史文化、國家規模、族群構成和發展階段的特有屬性，以及因國家受制於各種外部因素和意外事件而暴露的各種常態性短板、階段性短板和偶發性短板。因此，政治戰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發生的，它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是兩個處於競爭關係中的國家相互尋找“短板”並加以充分利用的過程。縱然政治戰中的弱勢一方有很多短板，政治戰中強勢一方面臨的安全風險也不少。這就像兩個相互砸玻璃的遊戲，強勢一方手中的石頭比對方的大，但他背後的玻璃也可能比對方的大。尤其是處於衰落階段的大國，其階段性短板會暴露得更多，比如金融體系脆弱、決策模式偏狹、內部人心不齊、外部信譽遭疑、攤子鋪得過大、樹敵作惡過多等，存在反遭“分化”與“成本強加”甚至徹底清算的可能。
中國崇尚“守正”和成人之美的原則，立志要把世界往好的方向領。這決定了中國對外戰略的主要方面，是通過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政策協調、戰略對接甚至是積極幫扶，支持自己的合作夥伴不斷完善國家形態，在合作共贏中攜手各國提升國家現代化水平。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