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信息
1963年五月，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警察對和平抗議種族歧視的黑人高中生進行毆打。隨後，老一代人在世界各地遊行，以支持實現美國的種族正義。美國警察用水槍和警犬壓迫未成年人的照片在世界各地見諸報端，這加劇了全球對美國種族主義的批評。
儘管當時一些國家對美國的反感出於冷戰因素，但美國幾乎受到了全世界一邊倒的指責。無論是美國的盟友還是對手都堅稱，如果美國未能保護其本國公民的民主權利，就不能成為稱職的世界領導者。美國的外交官們急忙向華府發電報，呼籲關注全球對美國的不滿，及其對各國公眾觀感的明顯影響。
該事件正好趕上非洲統一組織的第一次會議。新獨立的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們開始辯論，如何對美國的種族暴力作出反應，以及是否要切斷非統組織國家與華盛頓的關係。他們最終沒有與美國斷交，而是退而求其次，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美國的種族主義（喬治·弗洛伊德被謀殺後，非洲聯盟委員會再次重申了這一決議）。但這足以表明，美國對民權抗議者的暴力攻擊既是國內司法問題，亦會影響美國的外交關係。
鑒於民權運動使大眾覺得美國是不公正的國家，總統肯尼迪的幕僚們認為，推動美國國內民權的進步，對於實現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至關重要。總統呼籲國會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權法案。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參議院關於訂立該法的聽證會中強調，美國的種族主義問題對外交關係的影響“非常嚴重”。許多外交政策制定者認為，美國民權改革對於在冷戰中捍衛國家形象，特別是那些新獨立國家人民對美國的印象是至關重要的。
當時，成千上萬的人計劃於八月在華盛頓遊行，以支持《民權法案》和更廣泛的社會變革，對此肯尼迪政府保持警惕。但是美國的情報機構試圖確保讓世界聽到有關這場遊行的“正確”信息。在美國的官方宣傳中，遊行是進步的象徵，是美國黑人政治參與和實現美國民主理想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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