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5日電／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高度，對推進平安中國建設、推動社會治理創新提出了許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把建設平安中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上升為基本方略，並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作出了全面部署。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社會治理和平安建設的重要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標誌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立足浙江、放眼全國，創造性地提出並實施了“平安浙江”建設戰略，為探索社會治理科學有效之道形成了系統性方案、積累了豐富經驗，也為今天的平安中國建設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
一、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關於“平安浙江”建設的重要論述和戰略決策
2003年，浙江省人均GDP2434美元，呈現出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但作為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省份和市場經濟的先發地區，浙江也“更早地感受到一些新的帶有普遍性的矛盾和問題”，率先遭遇“成長中的煩惱”。教育、科技、醫療、衛生、文化、環境等發展相對滯後，社會治安、公共安全不斷出現新情況，由各類矛盾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呈多發態勢，經濟高速增長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和代價不斷上升。面對這一情況，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國際經驗表明，在人均GDP處於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一階段，既是加快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各類矛盾的凸顯時期”“一定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現實意義”“樹立新的穩定觀”。2004年4月22日，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建設平安浙江工作座談會，提出要開展寬領域、大範圍、多層面的平安浙江建設。當年5月10日至11日，浙江省委召開十一屆六次全會，作出了建設平安浙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決定。浙江成為全國最早提出並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設戰略的省份。
1.明確把平安作為改革發展的底線和普遍性要求，強調“一手抓經濟發展，一手抓社會穩定”“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平安浙江”戰略是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新歷史背景下，從切實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出發，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提出的，表明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轉型期的社會穩定問題。他曾指出，“抓經濟促發展是政績，抓穩定保平安同樣也是政績”“富裕與安定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富民與安民是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他要求全省上下務必保持清醒和堅定，牢固樹立新的改革觀、發展觀和穩定觀。同時，在對待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關係方面，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平安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連平安都難以確保，也就難以實現發展和改革，必須堅持把平安作為改革發展的底線和普遍性要求。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既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又堅持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不能以為我們現在強調‘平安’，改革與發展就可以放鬆了；更不能以為在改革與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影響‘平安’的問題，就因噎廢食，不事改革，不抓發展”“如果不注重‘社會更加和諧’，就不可能實現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更談不上現代化。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兩手過硬’，學會‘十指彈琴’，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放在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在習近平同志的推動下，浙江全省上下將建設平安社會、促進社會和諧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持發展與穩定並重、富民與安民共進，扎實推進“平安浙江”建設，促進了社會長期和諧穩定。
2.明確“平安浙江”是涵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方面寬領域、大範圍、多層面的廣義“平安”，強調建設“平安浙江”目的是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建設“平安浙江”是著眼於廣義的大平安而言的。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狹義的‘平安’，而是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方面寬領域、大範圍、多層面的廣義‘平安’”。同時，“廣義的‘平安’不是泛化的平安，不能理解為把經濟、政治、文化建設都包含在‘平安浙江’建設之內，大而化之地把它作為一個框，而是著眼於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之間的有機統一和內在聯繫，綜合考慮各方面對社會和諧穩定的影響，使之統籌兼顧，同步推進”。圍繞“平安浙江”建設，浙江省委提出了“五個更加”的總體目標和“六個確保”的具體目標，即經濟更加發展、政治更加穩定、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確保社會政治穩定、確保治安狀況良好、確保經濟運行穩健、確保安全生產狀況穩定好轉、確保社會公共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這與和諧社會六個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相符合的。習近平同志強調“平安浙江”是涵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方面寬領域、大範圍、多層面的綜合的、系統的工程，具有深刻的哲學意蘊，表明“建設‘平安浙江’、構建和諧社會，決不是就平安論平安，就穩定論穩定”，而是把社會建設提高到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強調社會建設對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基礎作用，揭示了社會建設與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交融互動和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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