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國媒體、智庫和學者的涉台觀點更趨激進，間接導致民眾對台認知的非理性
由於大多數美國民眾缺乏與外國直接接觸的經驗，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主要基於他們從媒體獲得的信息。〔37〕當美國民眾被問及瞭解政治新聞的主要來源時，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66%)表示美國主流媒體是主要渠道，主要包括全國性網絡新聞媒體（ABC新聞）、三家有線新聞媒體（MSNBC、福克斯新聞和CNN）以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同時，83%的美國民眾比較相信他們從主流媒體新聞獲取的信息的準確性，其中38%的人對此表示“非常”信任。〔38〕然而，美國主流媒體報導中對台灣的正面報導較多並且反華傾向比較明顯，在涉華政治上較為關注台灣問題且通常在表述上稱台灣為國家。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民眾受媒體傳播敘事話語的影響，對台灣的好感度更高，對台灣問題的瞭解也多由媒體的新聞報導所塑造，加強了對大陸武統的刻板印象和固有觀念，從而會對美國對台民意產生重要影響。
除了媒體傳播以外，在外交政策方面公眾追隨精英的暗示是很常見的。作為意見領袖，智庫專家學者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態度也影響著普通民眾的態度。對台政策方面，越來越多專家對本質完全不同的俄烏衝突和台海緊張局勢進行錯誤的類比，並片面誇大兩者的關聯度，主張通過雙邊和多邊軍事防務合作強化台灣的自衛能力，呼籲對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舉措採取強有力的反擊，以便增加中國大陸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難度，同時提升美國非法介入台海事務的力度。實際上，美國戰略界長期存在“保台派”、“維持現狀派”和“棄台派”三種主張，〔39〕在俄烏衝突以後“保台派”的呼聲不斷增強。美國企業研究研究所的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卜大年（Dan Blumenthal）等學者認為俄烏衝突增加了大陸更早對台動武的可能性，主張全面升級與台灣的防務關係，甚至與台建立所謂“外交”關係並採取軍事介入台海事務的戰略清晰政策。〔40〕哈爾·布蘭茨（Hal Brands）和克里斯·多爾蒂（Chris Dougherty）更是從戰爭視角呼籲美國改變對台政策，認為中美不久將可能因台灣問題爆發衝突並陷入一場大規模的持久戰，建議美國軍方提升作戰能力，為中美戰爭做好充分準備。〔41〕多爾蒂建議助台打造強有力的自衛能力“武裝”台灣、強化與日澳等地區盟伴的軍事協作能力，威懾大陸對台動武。〔42〕在對輿論領袖的研究中發現，決策過程中不同的媒介扮演不同角色，人際影響比其他媒介更為普遍和有效，能夠保持基本群體中的內部意見和行動一致，這些專家學者在社交平台和新聞媒體上的發言和表態都影響著美國民眾對台海局勢的判斷，使其對大陸武統台灣的預期增強。
（五）中國實力的提升和統一政治意願的增強，中美實力差距縮小
面對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與自身國力的相對衰落，在特朗普執政後，美國認定雖然美國也從中美合作中有所收穫，但是中國從中卻比美國獲益更多，進而不斷質疑“雙贏思維”的有效性和適用性，中美雙方走向“零和博弈”。如蓬佩奧所言：“我們曾設想，與中國的接觸將創造一個充滿禮讓與合作承諾的光明未來”，但“今天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嚴酷的事實，這個事實將在未來幾十年指導我們：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已經失敗。我們不能繼續這樣做。我們決不能重蹈覆轍。”〔43〕拜登政府上台以後，對華定調仍然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定位，認為中國是“後果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視中國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most consequenti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44〕，可見，美國面對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防支出的增長，陷入一種“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思維邏輯。
在中國崛起、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的背景下，美國民眾對華認知出現惡化，里根研究所2021年的國家安全調查結果可以進一步證實美國民眾對中國威脅感知的增強，在2021年美國人首次將中國列為美國的頭號敵人。當被問及認為哪個國家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時，研究報告稱“美國人也開始認識到中國挑戰的多面性”，並指出當談到對中國最大的擔憂時，民眾具有較大的分歧，但是在政治、軍事、科技等層面都存在威脅感知；〔45〕2022年冬季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43%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頭號經濟體，2020年夏季衹有32%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頭號經濟體；十分之七的人說美國是世界領先的軍事強國，比2020年持該觀點的6%增加了兩倍多。〔46〕作為中美關係中的重中之重台灣問題，民眾對台灣也更加的關注，正面的認知也隨之增強。民調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惡化，尤其是在COVID-19大流行席捲全球之後，現在已達到蓋洛普40多年來的新低。過去幾年中美之間的摩擦不斷加劇，導致認為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對美國利益構成重大威脅的美國人的比例急劇上升，公眾對這兩種威脅幾乎沒有區別。與此同時，美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看好台灣，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衝突對美國的威脅比過去更大，可見民眾的認知被官方政治表態與中美關係所形塑，與現實存在很大的差異。
三、美國對台民意變化的影響及大陸的應對
美國的公眾輿論比其他國家更容易介入政府決策，在當今美國外交決策中，公眾輿論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輿論態度對對外政策的影響是宏觀的和方向性的，因此美國涉台民意的影響與大陸如何改善美國民眾對台灣問題的錯誤認知是需要審慎思考和面對的問題。
（一）美國涉台民意非理性化的影響
1.民意塑造美國對台政策，中美敵意螺旋上升。民意可以左右政府的外交和安保決策，如果接近多數或多數人支持保衛台灣，這是足以促成總統做出這一決定的充分條件。美國政府通過“選擇—傳播—互動”的模式完成了對“中國威脅”敘事、台灣“民主燈塔”敘事以及“台海局勢緊張”敘事的建構，並將中國有關議題進行廣泛的安全化，它嚴重影響了美國民眾的對華民意。民意反過來也會向上塑造美國當局的台海政策，在民眾對台關注度好感度提升的背景下，美國支持“台獨”勢力越來越形成共識，為了繼續執政會順應民意繼續在台灣問題上打“擦邊球”，尤其是美國國會，每年都會提交很多的反華與支持“台獨”的議案，真正的目的在於阻礙兩岸的統一。這將制約了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中美官方與民間在涉台問題上相互影響，形成一種敵意的螺旋，導致中美民間信任蕩然無存，進而嚴重影響了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
2.縱容“台獨”勢力，不利於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穩定。對島內民眾來說，美國民意向台灣民眾釋放美國在背後保護台灣的錯誤信號，導致台灣島內民眾在國家認同感方面存在偏差，更進一步誤導了台灣民眾的國家和民族認同意識，使其“倚美”思想進一步加深並強化了“拒統”傾向。隨著俄烏衝突危機外溢，美西方與島內綠媒大肆將烏克蘭與台灣地區類比，為民進黨當局破壞一中原則提供輿論支持，不斷強調“台灣安全”是美國構建的“東亞安全體系”的一環，不僅誤導了美國民眾的涉台認知，也使得台灣民眾存有“民進黨當局的‘台獨’政策不會引發戰爭、美國會提供‘安全保障’”等幻想，進而影響了台灣民眾的統“獨”認知；對“台獨”勢力而言，美國民眾對於台灣的好感度與台灣問題的關注度的提升，從精神認知層面也會給“台獨”注射“強心劑”，增加他們與大陸對抗的底氣，“台獨”勢力不斷地擴張不但迎合了美國的反華策略，還進一步誘導台灣選擇錯誤的道路。在“台獨”勢力的影響下兩岸敵對情緒加深，使兩岸關係更趨動盪和緊張，增加祖國和平統一的難度；從民進黨當局來看，美國對台民意兩黨共識和社會關注度的提升也會使得民進黨當局更加推行“倚外謀獨”的政策，不停地引入外部勢力介入台海事務，導致中美在印太地區戰略競爭的擴大化以及台海緊張局勢的持續升級，中美雙方發生對峙的情況將可能越來越多地在台海周邊上演，置台海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台海的和平穩定因為“台獨”勢力的蠢蠢欲動和美日等外部因素的深度介入而更趨複雜，政治談判更加困難，和平統一的希望更加渺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黯淡。
（二）中國應對美國涉台民意變化的對策
1.保持戰略定力，處理好中美競合關係。拜登政府上台以後，在對台政策上並未轉變特朗普“以台制華”的政策走向，繼續不斷通過立法、訪問、軍售等手段來“切香腸”，掏空其“一中政策”。在權力轉移驅動下，可以預料，未來一段時間美國將繼續推行“以台制華”的對外政策，不斷地打“台灣牌”，其對華競爭的態勢與美台關係發展也會持續影響美國民意走向，美國對華民意必然會對中國產生懷疑和敵意，而對台民意則會更加趨於認可和友好。對此，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在發展自身的基礎上清晰研判中美關係的趨勢，把握美國“以台制華”的實質。在戰略博弈中，明確博弈各方的“紅線”是避免重大危機的必要前提，中國要在中美關係中掌握戰略主動，尤其是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更要明確政策紅線與底線所在。中國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向美國官方和民眾傳遞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面對‘台獨’勢力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台灣事務的嚴重挑釁，我們堅決開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鬥爭，展示了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台獨’的堅強決心和強大能力。”儘管美中雙方都表示有必要穩定兩國關係，但雙方的和平意圖並不能解決兩國之間關於台灣問題上的根本分歧，美中之間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中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確實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但能否彌合分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管控分歧。因此，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台海地區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增多的情況下，中國在處理涉台外交的問題上，應該堅持對美外交始終是涉台外交工作的重點並且不能忽視美國民意的影響，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處理好中美競合關係，爭取美國民眾對一中原則與和平統一的理解與支持，避免官方和民意的互動導致涉台問題上敵意的螺旋上升。
2.注重話語傳播建設，提升文化自信向世界講好祖國統一敘事。受制於西方製造出的輿論鬥爭模式，美國民眾很難聽到真實的中國聲音。實際上，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態度並沒有完全固化，大多數依然對中國的態度搖擺不定。〔47〕羅伯特·傑維斯認為，避免國家間產生戰略誤判最好的辦法是國家間的交流，〔48〕即國家應清晰地對外傳達自己（想要別人知道）的意圖，同時也要學會站在別國的角度來解讀自己。因此，中國應該注重話語建設，促進中美之間官方和民間的交流，向美國和世界講好中國統一敘事，加強雙向溝通，爭取國際社會理解和支持。一方面，要化被動為主動，突破西方二元對立的輿論鬥爭模式，中國要主動向西方世界傳遞中國的聲音亮明底線，讓其他國家及時瞭解中國。中國必須轉變在國際輿論場上的被動地位，基於中國的客觀事實主動向美國和世界闡釋大陸“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理念與兩岸統一的決心，將輿論的注意力從對大陸武統台灣轉向對中國對穩定台海局勢與發展兩岸關係話語的關注。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我們要巧妙設置議題和表達方式，既要主動鬥爭，有針對性地反擊西方對中國威脅敘事的建構和傳播，也要從自身實際出發，關注各國利益關切，對國際問題保持敏銳的洞察力，爭取國際話語權。我們必須要用實際行動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和平統一的誠意，削弱民眾對大陸武統的擔憂；另一方面，重視非官方媒體的作用。根據調查，美國人很少接觸中國的國際媒體，他們表示，“我懷疑絕大多數美國人沒有看過中國媒體報導，因為美國人傾向於消費非官方媒體。我們知道這是宣傳，但我們不喜歡宣傳”〔49〕。因此，要與國際民眾進行深入對話，必須要重視非政府力量在對外傳播中的作用，從而贏得民眾的信任和認可。為了深入社交媒體，影響民眾觀念，政府不能簡單地傳播信息還需要培養積極的輿論引導者。除了在中國官方媒體的社交媒體帳戶上發佈關於台灣問題的信息外，中國政府還需要與記者、政客以及非傳統的輿論領袖、博客作者、自媒體創作者等建立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網絡，從而通過社交媒體擴大中國闡釋台灣問題立場的輻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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