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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民粹主義政治是結構失衡的結果 |
中評社╱題：烏合之衆、信息繭房與台灣反智社會的民粹表達 作者：陳星（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台灣政治晚近20年來快速發展的民粹主義是社會反智傾向的政治表達，信息繭房的建構與增強則為民粹主義提供了思想組織基礎。從根本上說，台灣的民粹主義根源於群體輕信及疏於思考等心理結構特徵，有心者利用這種心理特徵建構起了信息繭房，形成全社會範圍內的觀念對立，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對立性的政黨結構和割裂性的政治生態。民粹主義的發展改變了傳統政黨政治的運作模式，“我族”與“他族”的邊界取代政績、官箴等成為影響烏合之衆政治支持傾向的關鍵因素。同時，民粹主義與社會的反智傾向相互勾連，互相推動，成為台灣社會和政治生態未來發展的較大變數。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民粹化傾向非常明顯。台灣社會的民粹化傾向是一系列群體心理結構和社會心理結構變化的外在表徵，信息繭房的加強以及台灣社會與日俱增的反智傾向才是推動台灣政治民粹化的關鍵因素。自台灣“民主化”以降的幾十年間，島內各政治勢力爭奪的一個重要制高點就是控制社會群體心理塑造的主導權，這是台灣各政治勢力在精神世界的鬥爭與角逐，與現實權力鬥爭相伴相生，是政治生態變遷的重要內容。台灣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歷了由一元化（國民黨威權統治）到多元化（政黨競爭）再到一元化（民進黨威權化）的變遷過程，群體政治心態也經歷了若合符節的變化，從擁抱信息開放到蜷縮於信息繭房，直至形成目前比較封閉的群體政治心理結構，而這種結構恰恰就是台灣政治民粹化的社會心理基礎。
一、烏合之衆：理性稀缺的群體心理結構
台灣的選舉制度以及政治學理論研究大都建立在選民理性的預設之上，台灣社會對於其政治制度的信心與自負也往往來自於這一預設。沿著這一預設出發，一個很想當然的邏輯判斷就是民衆理性或者是選民可以選出理性的公權力機關，從而促進整體社會理性的增加。①在台灣社會，“民意”是一個被神化與泛化的概念，無論是哪個陣營的政治人物，沒有人敢說自己不代表民意。從政治學角度說，民意成為合法性的來源，更可以為政治人物政治行為的合理性背書。也正是因為如此，“民意”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價值或者叫政治信仰，在台灣政治中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民意”是台灣政治天然的“神主牌”。
但是民意到底為何卻很難給予明確的界定。一般認為民意是群體中所有個體意識的集合。不過因為個體意識的複雜性以及在相當大程度上的不可測量性，而且群體意識也并不等同於個體意識的簡單加總，因此這種意義上的民意概念其實沒有多少分析功能。從實踐的維度來看，民意衹能是針對特定問題、在特定時間斷面上的意見表達。台灣社會大概最能體現出“民意”作用的場合就是選舉。每到選舉，候選人就會用盡渾身解數爭取民衆支持，或以情感，或以利益，或以顔值，或以善辯，反正衹要是能够取悅民衆的方法，沒有做不到，衹有想不到。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意是某一特定時間點上群體心理與群體情緒的集中表達，政治結果的樣貌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群體心理的理性程度。
不過令人沮喪的是，群體心理的理性可遇而不可求。本文中的“烏合之衆”是借用古斯塔夫·勒龐的概念，沒有貶義，衹是試圖以這個概念對群體心理和群體行為特徵進行客觀描述。②從台灣的現狀來看，“理性”要求的邏輯分析能力對於普通民衆而言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一般來說他們相信的東西主要是兩類，一是與他們情感一致的，這種情感可以來自於親族、鄰居或者合作夥伴，其核心在於通過互動與交往形成情感聯結；二是別人相信的東西。對於大部分民衆來說，自己無法判斷時更傾向於相信周圍人的觀點，尤其是權威的觀點。這種情形一般被描述為“從衆效應”，或者是“羊群效應”，從心理上說是個人通過從衆行為尋求安全感，雖然從客觀上說這樣做未必安全。“羊群效應”是人類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因而所謂的“群體理性”衹能在領導者理性的情境下實現，或者說群體理性不過是領袖理性的外化而已。
勒龐認為“群衆很容易輕信，對事物過於敏感，常常缺乏遠見以及對理性的影響不能做出反應。斷言、傳染、重複和威信幾乎就是說服他們的唯一手段，事實和經驗對他們不起什麼作用。群衆可能相信任何事情，在他們的眼里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③對於一般的群體來說，“事實的真相”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的真相”是什麼。筆者曾與台灣基層民衆談論過有關“二二八”的問題，發現“歷史的真實”對這些基層民衆來說無關緊要，他們也無意（或者是沒有能力）去思考歷史的真實到底為何，他們衹管相信一種說法，無論說法是誰提出來的，衹要這種說法聳動、直觀、煽情，能够滿足獵奇的心理需求即可。這大概就是綠營以仇恨與對立包裝起來的“二二八”論述能够在台灣社會廣為接受的原因。對大部分民衆而言，當前的時間斷面就是歷史和生活的全部，他們對歷史的理解主要取自當前論述，行為選擇也大多源於群體影響。這種輕信很難改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是一般性社會群體的本質特徵。
雖然群體由個體組成，但群體心理與情緒與個體顯然有相當大的不同。個體在面對問題時一般會聯想到自己的處境，首先想到的是避免麻煩和免除自身可能受到的傷害，無關自己的問題儘量避免負責任，因而在表達觀點與情緒時往往會比較溫和。但是群體情緒與觀念往往就會比較激烈。細究這種差異，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個人可以通過群體觀念加強自己的觀念，群體觀念和情緒可以為個體的行為提供支撑，使原先不願表達的觀點現在可能傾向於表達。其二，在群體行為中，個人的責任是模糊的，甚至在許多時候群體的責任也是模糊的，所謂“法不責衆”即是此種情境的寫照。因此可以看到個人在群體中的行為會變得比較激烈，核心問題還是在於責任缺失。觀察台灣政治者大都比較熟悉這樣的場景，即有些事情明顯有悖於邏輯，但還是有大量的民意支持，在多數情況下都是這種群體心理的典型表徵。在群體心理的語境中，個體對特定事件的態度并不一定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而很有可能是“事不關己，放言無忌”，反正是“死道友不死貧道”，既然不用負責，表態時自然不會有多少顧忌。由此也可以推斷，個體理性不一定導向群體理性，除非個體掌握了群體的領導權，成為話語的引領者，否則極有可能被群體觀點壓迫，被迫改變自己的觀點。
群體話語不追求概念的準確，但需要概念簡單、上口和利於大範圍傳達群體情緒。台灣社會的群體話語中經常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時這些話語甚至成為群體的信條，但其具體內涵則是模糊的，至少與概念原初的意涵相去甚遠。以台灣社會耳熟能詳的“尊嚴”概念為例。台灣無論是學界、政界還是民間社會，“尊嚴”是經常掛在嘴邊的語彙，尤其是面對兩岸關係時，所謂的“尊嚴”更是口頭禪。從學術脈絡上說，尊嚴大約在19世紀末被導入心理學文獻，實際上指“我們能與自己的不足之處達成和解”，尊嚴在開始的研究中指涉期望與能力匹配的動態過程。④儘管後來遭到批判并導致概念意涵有所修正，不過“抱負”與“能力”的匹配一直是尊嚴概念的核心內容。反觀台灣社會，“尊嚴”內涵虛無飄渺，外延游移不定，在很多時候不過是在處理兩岸關係時不情願、不甘心和自我感覺良好等複雜情緒的雜糅與折射而已，否則不可能出現面對美國卑躬屈膝，面對大陸卻大談“尊嚴”的吊詭現象。以常識而言，一面委身於美國尋求庇護，回頭卻對大陸疾言厲色談“尊嚴”，實在是匪夷所思。
大部分情況下群體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也不會接受批評，即使是在已經明確犯了錯誤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裏的錯誤不是指邏輯上的應然錯誤，而是已經被證實或者已經造成實際損害的實然錯誤。一般群體犯了錯誤之後的反應不是認錯，而是不說或者少說這個問題，或者轉移焦點，用新的問題掩蓋舊的問題，反正過不了多長時間，相關的錯誤就會被淹沒在時間的長河中，少有人記起。一旦群體的錯誤被揭露，反而可能會使他們惱羞成怒。當人們發現自己錯了，反而更不願意尋求新信息。因果性解釋對打破錯覺而言確實有效，但人們不喜歡幻滅的感覺。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表示不想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而事實上，他們通常再也不想和揭露問題者說話了）。⑤從這個意義上說，以邏輯與道理說服群體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政治人物往往衹講選民喜歡聽的話，對於其缺點與問題則聽之任之，甚至引導放大這些缺點與錯誤，以達到獲取這些選民支持的目的。同樣道理，在面對可能的危機時，政治人物往往采取事後補救的方式處理，少見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者。這樣既可顯示其勤勉，同時又可以避免因為說真話遭遇民衆反感。
從台灣的社會實踐來看，對於政治人物或者政黨而言民衆（民意）僅具有選舉的工具性價值，民衆對政策的影響力其實相當有限。西方政治學者李普塞特早就注意到了在政治過程中多數時候民衆衹能是“看客”的現實，認為“處於私人狀態的公民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一個坐在後排的觀衆，本應對舞台上那些讓人難以理解的事物保持專注，卻沒有辦法讓自己不打瞌睡”。⑥一方面，在政治人物的施政過程和政治決策過程中，不可能容忍民衆過多的指手畫腳，除非可能引發大範圍反彈，否則政治決策基本上不會考慮民意的感受。事實上，在實際施政中，類似民進黨在“廢核”政策與開放“萊豬”政策的做法，權力當局往往是先提出理念或者政策，然後再製造“民意”支持。不過，政治人物和政黨不可能讓民衆長時間沉睡，因為選舉投票需要他們，政治人物主導和策劃的政治動員與社會運動也需要他們，如何充分利用群體心理特徵把烏合之衆組織起來，建構長期穩固的政治支持基礎，一直是政黨和政治人物念茲在茲的關鍵問題，這大概也是政治鬥爭與權力爭奪的核心問題。
二、信息繭房：群體心理的組織化形式
台灣社會經常提到的“同溫層”概念，有時是對同一類人進行歸類，更多的時候則指具有相同觀點或者行為取向的人比較容易聚集，進而形成“抱團取暖”的局面，頗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意味。這個概念和“信息繭房”在內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信息繭房”是由美國學者桑斯坦提出的一個概念，比喻信息傳播中受衆衹關注自己選擇的內容和使自己能得到安慰和愉悅的傳播世界，如同“作繭自縛的蠶”。具有相似想法的人，每天都把自己歸入他們自己設計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製造偏激的錯誤、過度的自信和沒道理的極端主義。⑦比較而言，“同溫層”概念比較泛化，“信息繭房”概念則比較明確指涉社會群體經過自覺信息過濾後蜷縮於信息封閉空間內不斷強化群體自我認同的過程，能够更加確當地描述台灣社會諸多群體心理現象的真實樣貌。
普通民衆的觀念差異性非常大，如果沒有特定的聚合機制，很難向某一個方向集中，形成比較一致的認知，而不能形成一致認知的離散觀念一般不會具有衝擊性力量。群體觀念聚合的關鍵在於組織。這裏“組織”涉及有形組織與無形組織兩種形態，其中前者是物質的，諸如社會群體的動員結構以及維持動員結構的物質支持結構等；後者則是精神的，主要指涉觀念上的統一以及不斷加強群體觀念系統的排他性。從組織運行的角度來看，精神層面的支持關係重大，如果立場不堅定，或者思想不統一，一個組織或者機構很難長期運轉下去。相反，思想堅定的團體可以產生比較強的依附感與獻身精神，從而使團體獲得較強的戰鬥力。因此群體的組織工作與意識形態（思想）建構工作雖然都很重要，但相比較而言，後者可能更為重要，因為它要解決的是“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問題，是增強群體內部凝聚力的關鍵。
一般性群體天然具有的一些特徵，諸如輕信，疏於邏輯思考等，為信息繭房的建構提供了可能性。信息繭房與群體行動相伴而生，是行動組織者利用群體天然特徵在長期的群體行動中不斷建構的結果。一方面，任何一種類型的群衆——不管是同質的還是異質的，不管議會、民族還是俱樂部等等，衹要還沒有出現一個領袖來領導他們，他們就無法實現團結，采取共同行動。⑧另一方面，衹要有群體行動，必然會產生領導者，而領導者則會引導和建構信息繭房，以加強群體的行動能力。能够組織起來展開行動的群體本來在觀念上就有某種一致性，不相容觀念的個體很難組織起來一致行動。一旦群體開始有組織的行動，領導者相比一般群體成員地位上的優勢就會逐步顯現出來。領導者利用這種優勢加強對群體觀念滲透，在逐步推動這些觀念系統化的同時引導群體觀念系統向設定的方向發展。揆諸台灣的社會運動，正是沿著這樣的基本路徑演進到今天。黨外勢力及民進黨抱著政治目的介入社會運動，逐步取得了社會運動的主導權，進而將“反國民黨”的觀念滲透進去，使社會運動成為民進黨奪權的工具。正如當初接受觀念時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一樣，一旦一種觀念占據了頭腦，民衆往往會懶得再去思考（更多時候是不知如何思考）它是否正確的問題，這種觀念就逐步成為群體的主流觀念，取得了排他性的地位。信息繭房於焉形成，其主流觀念也成為信息繭房度量其他觀念的標尺。
易言之，信息繭房天然具備對觀念進行審查和對異己觀念進行排拒的衝動。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所謂“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吊詭現象，不過是信息繭房的一個側面寫照。在信息繭房裏，相信什麼與不相信什麼，群體往往會自動選擇，他們會自動過濾掉自己不想聽的內容，卻放大自己想聽的內容。媒體也往往會投其所好，偏重於某一類信息的報道來吸引特定的受衆群體。我們看到台灣不同色彩媒體固定受衆的分布形態，大致就可以知道台灣社會信息繭房的基本樣貌。信息繭房在政治領域的表現就是不同的政黨擁有不同的“鐵票”支持群體，即無論政黨如何，這群選民都不改政黨支持的初衷，其實質就是絕對相信自己所擁護政黨所說的話，對其他政黨的論述則一律采取排斥態度。這種支持結構，基本上就是一個大號的信息繭房，是台灣政治生態中的穩定結構。
信息繭房事實上不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即使不能禁絕其存在，也不允許表達。台灣社會的政治實踐中可以看出，在信息繭房中，基本不存在辯論的空間，或者說通過辯論搞清楚事情的邏輯根本就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除非別有用心的領導者，信息繭房中的民衆本來就沒有多少邏輯思維能力，否則他們也不會安於信息繭房而不自知。在信息繭房長期信息過濾和觀念排拒的壓制與薰染下，群體成員的邏輯思維能力更是不斷退化，甚至消失。因此我們看到台灣社會許多政治動員與政策宣傳往往效果非常差，就是因為在很多時候相關的宣傳信息衹能止步於信息繭房之外。此外，通過辯論認知真理對於群體而言本來就是一個夢想。大量的研究已經表明，群體中的辯論，除非設定是非邊界非常清晰的議題，或者主導辯論的領導者具有比較正確的觀點，辯論衹會加強個人的偏見，而不是使真理更加明確。從這個角度來說，辯論起的作用衹是加強觀點，而不是改變觀點。因此對於信息繭房中的個人而言，如果觀點與主流觀點不一致，最明智的做法是要麼閉嘴，要麼離開。傳播學理論中用“沉默的螺旋”表述這種現象，但在信息繭房中這是一個“沉沒的螺旋”，時間長了，不同意見都會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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