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戰略相持是一種確定但不穩定的狀態。確定但不穩定，看似是矛盾的說法，但卻是中美相持階段必然呈現出的“奇怪”特徵。說其具有確定性，依據之一在於中美競爭必然是長期性的，如果不經歷一個長達一兩代人時間的經濟榮枯周期、政治分合周期和社會治亂周期，恐怕很難看到中美相持階段完結；依據之二在於這種競爭必然是系統性的，兩國各自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將納入戰略相持總體布局；依據之三在於它必然是全球性的，即波及全球各個角落、帶來深遠世界影響。
確定不等於穩定。恰恰相反，正因為上述三個確定性，相持階段的中美競爭將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相持階段的中美之爭，理論上將是包括合而爭之、競而爭之、鬥而爭之甚至戰而爭之的寬光譜進程。祇要符合國家利益算計，任何選項都不會被輕易排除。而且歷史經驗表明，大國競爭往往會因為安全困境的存在而形成螺旋升級，一旦進入螺旋升級軌道便極難逆轉。這決定了相持階段的中美關係必然險象環生。同時，由於國家治理方方面面被納入相持軌道，相當於兩國國運繫於相持，這使相持成為籌碼極高的運籌。哪怕祇是局部的得失成敗，都可能引發某一方的心態失衡和行為失常，帶來中美關係巨大波動。特別是如果考慮到中美相持展開的變局背景，情況就更複雜。若是祇有中美兩國在動也還好說，關鍵是百年變局之中處處都在變動。因此，中美相持必然盤根錯節、牽一髪動全身，為數衆多的第三方因素將使中美關係極難通過雙邊管控實現戰略穩定。
其四，決定相持走向的至少有統籌力、帶動力和先進性三大要素。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想在相持階段獲得相對優勢，這就要求兩國必須增強國內統籌力、對外帶動力和自身先進性。所謂統籌力，是指一國決策者的戰略判斷和施政能力。為應對相持階段的複雜局面，必須通過合理安排，確保總體目標的設定現實可行，確保總體目標與資源手段之間相互匹配，確保不同具體目標之間相互協調，確保國內與對外兩個大局之間相互促進，確保國家戰略實施具有必要的社會共識支撑。這對決策者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所謂帶動力，是指一國國內戰略實施對其他國家的影響能力。對中美兩國而言，誰能為其他國家帶來更多紅利，誰就能在相持過程中獲得更多支持。所謂先進性，則是指一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發展戰略更符合歷史規律和時代潮流。判斷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發展戰略是否先進的標準，在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進國民福利、是否有利於維護公平正義、是否有利於推動世界持久和平與各國共同發展、是否有利於實現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解放。與統籌力和帶動力相比，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發展戰略的先進性與否，對中美相持走向的影響乃是最根本的。如今，美式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底誰更有效，中美兩國到底誰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正成為兩國戰略界辯論的核心問題。
三、戰略相持意味著什麼
中美相持是21世紀國際政治的最重大事件，必然在中國發展狀態、美國實力地位、大國關係模式、國際力量格局及現代國際秩序方面帶來極為深刻的戰略影響。
其一，中美戰略相持意味著中國進入了十分煎熬但有利於成長的關鍵發展階段。過去百餘年來，美國在國內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發展至壟斷階段後開始對外擴張、參與列強混戰，并與蘇聯展開長達半個世紀的爭霸角逐，積纍了豐富的國際鬥爭經驗，儲備了大量的國際鬥爭工具。過去三十年來，美國奉行接觸與防範并重、反恐怖與防大國并重的原則，為遏制中俄等大國崛起不動聲色地進行了廣泛的戰略預置。過去幾年來，美國對華戰略工具箱裡的科技脫鈎、金融制裁、地緣圍堵、輿論抹黑、規則約束、外交孤立等手段陸續付諸實施，給中國帶來巨大戰略壓力。可以想見，進入相持階段後，美國對華全方位遏壓很可能進一步升級拓展。這對於長期堅持與人為善、奉行合作共贏、在如何擴大合作方面思考較多而在如何與人爭鬥方面思考較少的中國而言，無疑是巨大挑戰。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國進入第二個百年後將“強起來”作為戰略目標，與強者過招乃是實現強起來的重要手段之一。競爭性的外部環境以及對自身不足的清醒認知，將有助於中國自我進化。進入與美相持階段的中國，表面看逆風逆水，實則有時勢加持和相當稱手的陪練。
其二，中美戰略相持意味著美國進入了持續衰落卻又心有不甘的霸權後期階段。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坐享單極時刻，霸權地位無可撼動，其他國家無論大小親疏均不得不負重忍辱避其鋒芒，任由美國恣意妄為；至本世紀初美國遭受“9·11”恐襲後怒而興師，接連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而致國力損耗，輿論討伐之聲四起，其霸權信譽開始遭疑；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的社會分化、政治極化以及經濟虛假繁榮暴露於世，霸權國家內部不穩的現象備受關注。到特朗普和拜登時期，美國公然將中國視為“等量齊觀的對手”，誓言與實力和地位均不如己的中國展開“激烈競爭”，這不得不讓人懷疑美國是否仍將自己視為全球霸權。美國對自身霸權地位的不自信與不自重，是美國霸權持續衰落的最新和最有力證明。相持階段的美國試圖用“中國威脅”凝聚戰略共識，以對華競爭增進國家轉型動力，但其戰略的統籌力終將受制於三權分立的制度缺陷；慣於禍水外引、對他國巧取豪奪的對外戰略也根本談不上對國際社會有什麼帶動力；特別是美國內耗不止的政治制度、名實不符的價值理念和損人利己的發展戰略已沒有任何先進性而言，根本不可能贏得相持。中美戰略相持，既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里程碑，又是其霸權衰落的加速器。
其三，中美戰略相持意味著一種不同於中日熱戰和美蘇冷戰的國際博弈新模式。戰略相持概念最初源於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對中日關係階段性特徵的描述。中日之間的戰略相持，主要呈現於軍事領域，是典型的零和競爭，對中國而言是介於“防禦”和“反攻”的過渡階段，是既不會“亡國”也難以“速勝”的僵持狀態。美蘇之間的戰略相持，主要體現為兩大平行體系的對抗，美蘇兩國之間的地緣邊界和國家利益邊界都是涇渭分明的。與中日相持相比，中美相持期間即便不排除爆發軍事衝突，但可以肯定軍事衝突不會是兩國關係的常態和主態，而是一個寬光譜的混合進程；與美蘇相持相比，戰略相持階段的中美兩國之間恐怕也很難出現互不兼容的勢力範圍，對國家利益和勝負輸贏的界定將比以往更加困難。換言之，相持階段中美關係的最根本特性是複雜性，相持博弈的最主要特點是複雜博弈。這反映出21世紀大國關係模式與20世紀及以前大國關係模式的深刻差異。
其四，中美戰略相持意味著多極化國際格局更趨成型。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基本特徵從美蘇爭霸轉變為一超多強，美國是一超獨霸，中國是“多強”之一。2010年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而躍居“多強”之首，俄羅斯國力亦快速恢復，此時一超多強國際格局雖然未有根本改變，但多極化格局已呈快速發展之勢。過去十餘年來，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等後發大國關係持續惡化，與傳統西方盟友關係持續疏遠，美國的綜合實力優勢已無法轉化為對大國關係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威懾力和吸引力，美國通過自我加冕獲得的“世界領導”地位越來越難以獲得其他強國的心理認可和實質性支持。特別是經過特朗普執政四年折騰消耗，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成色與身價大大降低，即便是拜登政府上台後極力宣稱“美國回歸”，仍不免招來一片質疑。美國進而宣稱與中國展開激烈競爭，更是相當於自我放棄了無出其右的一超獨霸地位，間接確認了中國的世界強國地位。加之美俄之間互不相讓的戰略競爭和歐洲公開尋求戰略自主，其他主要力量複雜分化組合，我們可以說，在冷戰結束30年後，多極化國際格局終於呈現出較為完整的輪廓。
其五，中美戰略相持意味著現代國際秩序的新舊更替。由於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的特殊性質，中美關係從來就不僅是兩國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承載著很多東西。長期以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差異、後發國家與先發國家之差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差異，都在中美關係之中有充分呈現。特別是，21世紀人類社會進入新發展階段，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背後更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現代國家形態、世界經濟形態、世界政治形態之間的深刻對比和激烈衝撞。過去幾百年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演進始終遵循先進取代落後的嚴格邏輯，更加先進的經濟形態、政治形態、意識形態和國際秩序形態，總是在既有體系中成長壯大，在長期博弈中彰顯優勢并最終占據主導，從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進步。中美進入戰略相持，意味著兩種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和世界秩序願景，將在深度磨合和長期博弈中實現優勝劣汰和新舊更替。
四、理解中國的相持戰略
認定中美進入相持階段，是中國的重大戰略決斷。這不僅因為相持本身就帶有相互之意，由此帶來中國對美國的視角之變(平視)和方針之變(對等)；而且由於相持內在蘊含的針鋒相對和長期競爭，它必然帶來中國在戰略布局的深刻改變。顯而易見的是，對中美戰略相持的認定，既會牽動中國對美戰略的變化，更將牽動中國對外戰略乃至國家大戰略的調整。可以說，中國的相持戰略便是第二個百年期間以實現民族復興為目標的中國大戰略的代名詞。因篇幅所限，本文無意對事關全局和長遠的中國相持戰略做系統闡述，僅從三個角度談些粗淺理解。
一是對戰略相持的管理。針對相持初期存在的形勢認知不通透、對美關係不穩定和主客觀各方面均不適應的狀況，應儘量避免和儘快消除自我矮化、消極迴避和一廂情願心態，實事求是地對中美戰略相持予以確認，名正言順地對戰略相持進行管理，力爭儘早形成基本戰略共識和總體戰略穩定。事實上，儘管學術討論仍在繼續，中國現階段采取的許多舉措已構成對中美相持的管理。例如：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以免中美激烈博弈衝擊國家大局穩定；對美國對華圖謀和霸淩行徑予以公開揭批，以營造主流對美認知和有利輿論氛圍：本著存異求同原則繼續堅持與美方展開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對話，以儘可能降低戰略誤判和戰略意外。在對話中，一方面曉之以理，深入闡釋搞好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展示中方誠意，并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具體舉措；另一方面也直陳利害，對美方的錯誤思想和行為列出整改清單，對美方一意孤行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予以鄭重警告；同時，中方還有意識地加強了同周邊國家及相關大國的溝通協作，以確保地緣熱點可控和全球戰略穩定，等等。鑒於對美關係在中國對外戰略和大戰略中的突出重要性，所有這些看似與對美戰略并不直接關聯的舉措，實則均不同程度服務於對中美相持初期的積極管理。如果將眼光放得更遠些，“管理”甚至應成為一個長期觀念；中國應在包括威懾、警告、消耗、吸引、分化、合作和合縱等不同“藥材”但不同時期配比不同的“藥方”支持下，將“管理”貫穿於中美相持的各領域全過程。
二是對相持的利用。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提出，中日相持“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對現階段中國而言，中美戰略相持也應發揮類似的“樞紐”功能，在中國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轉變過程中發揮催化劑和加速器作用。中國應儘可能將與美相持的壓力轉化為自身進化的動力，力爭夯實基礎、補足短板、拓展空間、提升層次，著眼民族復興加快構建“強起來”階段的戰略布局。例如：可利用相持階段美國對中國科技體系和金融體系的持續打壓封鎖，在延攬尖端人才、鼓勵創新變革方面下大功夫，決意實現關鍵領域的自立自強與變道超車，打造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基礎設施；可利用相持階段美國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擠壓約束，切實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在“雙循環”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實施過程中謀求更高的發展質量、更大的發展潛力和更廣的發展空間；可利用對美相持過程中對更高統籌能力的要求，確立更先進的治理理念，建立更高效的治理體系，增強政治合法性、社會穩定性和內外大局協調性，并加快決策體系與執行機制的改革優化，確保更有力應對相持階段可能出現的意外和極端情況：對相持階段美國的各種軍事挑釁和地緣圍堵，需要堅決予以反制突破，順勢提升安全塑造能力，拓展地緣安全布局，為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積纍條件，并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區秩序奠定基礎；針對美國的輿論抹黑和意識形態攻勢，亦可針鋒相對予以回擊，持續強化對外傳播能力，積極參與重大國際辯論，在解決挨罵問題的同時確立與強起來階段相適應的國際信譽。
三是對相持的超越。要贏得對美相持，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現階段，關於偉大鬥爭的必然性和艱巨性，不少人都已意識到了。接下來的任務，是更加深刻地理解這一偉大鬥爭所具有的“許多新的歷史特點”。這些“新的歷史特點”，或許在於它不是你死我活、涇渭分明的零和博弈，而是深度糾纏條件下的複雜博弈；不是帝國主義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重演，而是一個後發大國對自身正當權益爭而取之的過程；不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鬥爭的延續，而可能意味著一個更新的世界形態即將破繭而出。關於這些新的歷史特點到底是什麼，還需中國戰略界深入思考研究。但無論如何，這些新的歷史特點要求我們必須有新的戰略思維。與中日相持不同的是，中美渡過相持階段之後并不必然是中國對美國的反攻，中國的思維境界和戰略格局不可局限於此。中國應縱觀歷史、放眼全球，在人類社會演進的整體時空方位中確定與美相持的價值和意義。如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時勢加持、已不可逆轉，必然越挫越勇、愈壓愈強，道路曲折艱險但前景注定光明。既然如此，中國就應在管理好和利用好中美相持的同時超越中美相持，想一些事關人類整體和長遠發展的東西——這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應有之意和唯一可行路徑。判斷中國最終贏得戰略相持的根本依據，絕不在於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也不在於中國綜合實力大幅領先，而在於中國能否胸懷天下、知重負重、順天應人、破舊立新，以自身發展進步帶動世界共同發展進步，為國際社會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和示範引領，以堅定的歷史自信和清醒的歷史自覺推進全球新一輪思想啓蒙與陣綫聯合，攜手各國共同開創21世紀更加先進的現代國家形態和現代國際秩序。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3月號，總第29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