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更迭影響台灣外交
政權的更替給台灣和整個中美洲帶來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目標，決定了這些國家是繼續與台北結盟還是與北京結盟。在台灣，馬英九任期八年（2008-2016），除了2016年3月17日中國與岡比亞復交外，沒有中美洲國家倒向北京。相較而言蔡英文的“邦交國”關係可謂挫敗連連。
在中美洲，薩爾瓦多為這一趨勢提供了卓越的範例。在2018年從台北轉向北京後，左翼法拉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 (FMLN) 前成員、當時的總統薩爾瓦多·桑切斯·塞倫表示，他的政府確信“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對應於“我們這個時代不可避免的趨勢。”
另一個例子是桑切斯的繼任者布克爾深化對華關係。《華爾街日報》警告說，儘管美國資深外交官托馬斯·香農一直在華盛頓特區的午餐和雞尾酒巡回賽上為薩爾瓦多和台灣的事業大費周章，但布克爾卻一直在向中國示好。
在美國，雖然中國的崛起一直是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關注的問題，但真正改變整個敘事的是特朗普政府。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特朗普2017年訪華一個月後發布，將政府對中國的措辭從“戰略夥伴”變為“戰略競爭對手”。拜登總統執政以來，美中競爭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台灣雖然有美國做靠山，可以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可一旦逆水行舟，就不能前進，甚至可能翻船。
2022年1月，外國游說記錄顯示，危地馬拉向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布萊恩·巴拉德支付了90萬美元，以尋求對美國官員施加影響。不同尋常的是，這份日期為1月12日的游說合同是由台灣支付的。為另一國政府支付游說費用不僅不尋常，而且存在兩個問題。
首先，台北的銀彈外交觸犯了華盛頓的反腐議程。危地馬拉因阻撓美國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標而未獲邀參加2021年12月的民主峰會。其次，該合同由危地馬拉駐美國大使阿方索·奎尼翁內斯(Alfonso Quiñónez)和游說公司總裁、特朗普的長期盟友布萊恩·巴拉德(Brian Ballard)簽署。台灣似乎在2024年想下注給特朗普，既然台灣的做法不符合拜登的利益，拜登就不應該拯救中美洲和台灣的關係。
去年6月在洛杉磯舉行的美洲峰會上，由於沒有邀請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總統西奧馬拉·卡斯特羅和其他四位拉美總統沒有出席。這是可以理解的，2009年6月，她的丈夫、時任總統曼努埃爾·塞拉亞(Manuel Zelaya)被軍變罷黜，被政變軍押送飛往哥斯達黎加，而飛機在索托卡諾(Soto Cano)停留加油。索托卡諾是洪都拉斯的一個空軍基地，駐扎著600名美國士兵，所以塞拉亞夫婦對美國有著個人恩怨。在不久的將來，華盛頓可能會保留索托卡諾作為美國在拉美的最後一個軍事基地，但很難阻止洪都拉斯從台北轉向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