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口在19世紀也更平均地分布在各州內。當大多數西部州劃定邊界時，祗有少數地區的人口密度超過每英里18人，大多數地區的數量遠少於此。然而，二十世紀後，人口密度的不平等現象開始出現。一些縣的人口密度遠高於每平方英里50人，而此時許多其他縣的農業人口密度仍低於每平方英里5人。從那時起，分歧就越來越大，隨著人口變得不那麼均勻，加劇了政治衝突。
但是，由於許多州立法機構中至少有一個議院是根據領土或人口以外的因素分配的，因此所提出的問題通常會得到緩解。大多數州根據其眾議院的人口分配代表，但在州參議院中，代表往往按地區分配。這被認為是為州內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區提供選舉平衡的一種手段。
批評者經常將此歸結為農村地區擁有“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誠然，這是為城市中心以外的人群提供一種手段，以否決州首府特別令人反感的立法。這可以從立法區規模的巨大差異中看出。例如，在內華達州、愛達荷州和猶他州，一些地區的人口是其他地區的50倍或100倍以上。這意味著一些祗有幾百人的農業區可能擁有自己的州參議員，與人口是其10倍的市區的州參議員平起平坐。這起到了類似於今天所謂的“反多數主義”的作用。
然而，這一制度在1964年被沃倫大法官（在雷諾茲訴西姆斯案中）顛覆，當時他裁定所有立法機構必須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則進行分配。這意味著各州內所有立法區的人口規模必須大致相同。這使州參議院變成了每個州眾議院的縮小版。（美國參議院的每個州兩個計劃得以幸存，只是因為美國憲法明確規定了參議院的構成。）
從那時起，在經濟或人口方面可能與主要人口中心不同的地區人口幾乎沒有辦法在州政府中發表意見。這加速了各州人口中心與周邊地區之間的衝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