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珀科維奇 （George Perkovich）在《外交事務》期刊撰文寫道，1961年是肯尼迪時期，也是美國政府最後一次認真對待核裁軍，以探索如何使其可行。儘管克林頓政府呼籲對核理論進行“根本性的重新審查”，但該倡議因總統的疏忽和克林頓“不願挑戰古怪的五角大樓官僚和目光短淺、教條主義的參議員”而受到影響。事實上，克林頓走的是另一條路，挑釁性地發起了北約向俄羅斯邊界的擴張。
這不完全是五角大樓的錯，從官僚機構內部延伸到參議院、大學、專家智囊團、武器製造商再到主要新聞媒體的文職專家網絡產生了一股強硬的擁核輿論力量。
正如美國所有戰略核力量的退休總司令尤金·哈比格（Eugene Habiger）將軍所說：“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即負責核力量的高級軍事將領比我們的政客們更加直言不諱，更加激烈地主張實事求是，削減核武器。”他的前任喬治·李·巴特勒（George Lee Butler）將軍走得更遠，既要徹底消除核武器，又強調親核游說團體使用野蠻策略公開破壞任何知名反核活動家的形象和信譽。
在談到核武器時，整個西方世界的輿論似乎都處於一種僥倖的狀態，認為世界會採取行動免於核戰爭。但現實卻大不相同，普京正在炫耀俄羅斯的核武器，未經授權或錯誤發射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局勢可能在未來幾年的某個時候爆發為重大軍事危機，迫使美國與中國對抗，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相互發射導彈。核擴散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克什米爾和中東仍然是核火藥桶。
除此之外，當華盛頓利用其多餘的核優勢向別國施壓時，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都感受到了美國的敵意。美國並不努力兌現它多次公開和鄭重承諾的內容，沒有認真啟動核裁軍，這令其他國家開始試圖抵制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即使是加拿大、法國、德國和瑞典這樣的美國盟友，也會不時地被這種反美情緒所困擾，這對美國的長期利益來說不是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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