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倘是嚴格按照“西雅圖模式”，宋楚瑜是沒有資格代表蔡英文出席“APEC”峰會的。所謂“西雅圖模式”，是美國總統克林頓建議召開“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 會議，首次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形成了不邀請台灣領導人參與該會議，及此後不在台灣地區舉行“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原則。美方當時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北京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將按與“APEC”的有關諒解和慣例辦理台灣與會事宜，台灣方面將派負責經濟工作的部長級官員與會，會議的安排尊重主權國家與地區經濟代表的區別。台灣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西雅圖模式”就此誕生並成為規範此後的慣例。其意義在於，在“APEC”的最高級別的會議實踐中，進一步把台灣限定在“地區經濟體”上，“APEC”關於中國和台澎金馬經濟體分別參加“APEC”的《韓國備忘錄》的精神得到全面的維護和遵守。
“APEC”首次領導人會議之後，台灣方面一直想方設法做一些小動作，試圖突破“西雅圖模式”限制，李登輝和後來的陳水扁還不遺餘力地爭取自己親自出席，以凸顯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但在中國大陸的堅決抵制下，這些圖謀都遭到失敗，並使“西雅圖模式”固定了下來，成為台灣當局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慣例。二零零一年中國作為東道主在上海舉辦第九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還因為陳水扁的攪局，遭到中國大陸的嚴厲批判和堅決拒絕，台灣當局最後宣佈缺席上海“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據說，事後陳水扁後悔不已。因為剛參加“雙部長會議”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尚未離開上海，正是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適當人選。但由於自己的意氣用事，決定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形成自一九九三年“APEC”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來，台灣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缺席的記錄，而且更是缺席在中國大陸召開，對台灣當局來說具有一定政治意義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更令民進黨難受的是，此後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即使是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的人選也被“打回頭”，只能由無官方背景的企業界人代表出席，包括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宏碁計算機董事長施振榮等人。只是在二零零八年之後，由於馬英九承認“九二共識”，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人選的位階及背景，才隨著馬政府的代表先後以適當名義出席世界衛生大會及世界民航組織大會，才發生了大突破，先後由曾任“副總統”的連戰、蕭萬長參加。而且連戰並非是經濟領域的官員，而是政治領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