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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大陸遷台家族的資本積纍與本土身份建構
http://www.crntt.hk   2024-01-08 17:46:39
明末清初移民由閩遷台,多以家族組織形式進行。
  中評社╱題:早期大陸遷台家族的資本積纍與本土身份建構──以清初遷台的浯江鄭氏家族為例 作者:胡嬌陽(漳州),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摘要】明清之交,內地遷台家族“本土化”並獲得生存資源的途徑各異,浯江鄭用錫家族圍墾並以“文”建構在台家族世系,復興詩禮之教,再造中華傳統,完成了本地地望身份塑造。

  明末清初移民由閩遷台,多以家族組織形式進行。適應本地環境以求生存,成為其獲取遷入地本土資源、不斷重構新身份並締造制度合理性的過程。家族原有的生存途徑、社會背景,與移民後在新區域重新獲取社會資源的方式往往大相徑庭,新的本土條件左右著家族移民的生存選擇。

  從根本上說,身份是個體人群標識其自身的符號或其擁有的獨特氣質和社會內涵。經典的身份理論認為,身份是一種常駐不變的“人格狀態”,人們一旦從社會獲得了某種身份,也意味著他獲得了與此身份相適應的種種社會權力。但愛德華·賽義德認為,“身份決非靜止的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政治過程”〔1〕。移民家族本土化過程中的世系建構也不例外,且更多地體現了新環境社會要素發揮的塑造功能。明末清初遷台的鄭用錫家族即是如此。

  一、遷徙入台,墾讀立業

  《浯江鄭氏族譜序》載,浯江鄭氏世籍閩,清初由漳浦遷金門,再遷新竹,皆閩地也〔2〕。另有鄭氏五世裔孫用鑒所撰家譜序稱,“……明鼎革時,人民遷徙紛紛。族中伯叔相傳,弼公自仙游遷居漳浦,子姓繁衍,第三房分住官任之田中央新樓仔漳浦之石壁、東坑二處,宗親皆為懷仁祖所出,世遠年湮,信疑莫必夫”〔3〕。可見,鄭氏家族遷台前,由莆田仙游遷入漳州府漳浦縣。

  明末清初,鄭成功揭反清復明大旗,台、廈、漳、泉即為戎馬之郊。二世祖懷仁公於康熙十四年(1675)自漳浦遷居金門,單傳一子世輝,派衍五房,長房國周、次房國漢、三房國晉、四房國唐和五房國慶。康熙二年(1663)底,清兵攻佔金門,嚴令遷界,金門鞠為空城。迄至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據閩反清,遣使赴台結援,鄭經復返金門,原遭遷界之民,陸續返回。離亂之間,城郭虛廢,鄭氏門祚衰微。

  金浯蕞爾小島,風沙苦寒,僅操耕海鬻販為事。《家乘》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國慶攜國唐子崇和、崇吉兄弟初遷台居後壟(今苗栗縣後壟鎮)。乾隆二十五年(1760)國晉、國漢與子侄遷居竹塹(今新竹),墾殖立業。崇和子鄭用錫《本族譜序》言,“迨至我父,有志詩書,竊奉先公家訓,屢試不酬,且遭凶饉,又與三伯及叔祖渡台,寄居台之淡北,遂入籍焉,至今經數十年矣”。〔4〕

  較之金門,台島在移民眼中是有地可墾的希望之所。此間,大批閩、粵移民渡海來台,定居墾殖。鄭成功收復台灣後,漢人移民蜂擁而至,迨至清廷統一台灣,流居動盪的移墾社會形態逐漸向安土重遷的定居社會轉型。組織渡台墾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士紳階層成為當地社會的主導力量。社會形態發展取向逐漸與大陸內地省份趨同,本土文化傳統復興,文治代替粗放管理,內地母體文化的凝聚力,使這些遷台家族紛紛仿效內地母體社會組織結構與行為方式,重建當地社會。血緣家族式移民群體,或以原籍地域,或以宗族血緣,擴大家族的在台本地世系建構,宗族制度遷移建構漸具規模。

  鄭氏一族對竹塹地區隆文教化,貢獻巨大。據連橫著《台灣通史·列傳六·鄉賢鄭崇和》載:“鄭崇和字其德,號怡庵,金門人,年十九來台,課讀於淡水廳竹塹,遂家焉。……當是時,竹人士議建文廟,崇和慨然出鉅款,命次子用錫董工。廟成行釋菜禮。”〔5〕士乃四民之首,鄭氏家族敦教向學,子弟出入癢序,脛脛自守,於新闢之地弘風導俗,師儒為業,勸唱斯文,力行名教之圭臬,撫養後學,開一地新風。與先來移墾商賈之家相比,鄭氏富而尊文,由耕墾以祀學,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於孤懸一島續絕發揚中華文運,鄉里矚目。鄭崇和“道光七年卒,年七十有二。九年,邑人請祀鄉賢祠,十二年詔可。次子用錫,亦有名”。〔6〕至鄭用錫輩,已富甲淡北,且博獲功名,家族成一方之望。“用錫名藩,譜名文衍,字在中,號祉亭。嘉慶十五年取為彰化縣學廩生,嘉慶二十三年,二應鄉試,取中恩科舉人,道光三年,赴京會試,取中進士三甲及第,此開台以來,變為‘至’字號台籍考生首次登科進士,人皆稱開台黃甲”〔7〕。鄭用錫號稱“開台黃甲”或“開台進士”,名動士林,成台北社會一時之高標,代表了台灣士人社會建構當地秩序獨特的生活情趣和價值取向。《台灣通史》載,“尤力盡農畝,家日殖,歲入榖萬石。晚年築北郭園自娛,頗有山水之樂。好吟詠,士大夫之過竹塹者,傾尊酬唱,風靡一時,至今文學為北地之冠……,同治十一年,詔祀鄉賢祠,至今子孫猶受其業”〔8〕。

  鄭用錫家族在台影響日益擴大,不僅倡導文治教化,躬身癢序,且於地方治安、公益事業方面多有建樹,躋身台北社會發展的不同層面。董籌竹塹石城、倡建竹塹文廟、奉辦團練、勸喻止鬥,深孚人望。以文學稱者,更有鄭用錫胞弟用銛,堂兄弟用鑒、用鈺、用謨、用鍾,子侄“如”字輩用錫長子鄭如松、侄如梁、如蘭等,皆成生員與府廩優貢,一時學風蔚成,指為大觀。鄭氏由原來移墾家族轉型為台北地區頗具影響力的書香世家。木本水源,慎終追遠,清嘉、道間,用錫等十四位遷台第四代族人,分八股成立祭祀公業,陸續在金門和新竹修建鄭氏家廟,奉祀祖先,書聯掛匾,表彰祖先之德誼風範與嘉言懿行,藉以光大宗族門楣,垂範後昆,惕勵子孫踵武前賢,繼往開來,成就宗族不朽之功業。此耕讀之家,已成台灣地方豪族。

  二、西化語境中“本土文化”的“當地”意義與鄭氏地望積纍

  近代新航路開闢以來,西歐國家積極尋求海外殖民地,荷蘭、西班牙繼踵而至,兩國先後殖台,被納入近代全球貿易體系。從新航路開闢台灣進入歐洲人視野,到歐洲霸權全球商業擴張海上通道的東方站點,台灣不論從政治軍事力量對比、全球市場供需法則,還是文化浸染,都被一個正在興起的新世界所裹挾,東西方制度與文化的新舊交替,以及這種變遷引起的任何動盪,都敏感地影響著尚待開發的台灣。

  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台灣,欲以事半功倍的途徑最大限度地獲得利益。實現土番歸宗,改變其宗教信仰,強力推行基督教文明。荷蘭人開設教會學校,並在台灣西部海岸建立教堂,實施基督教教育,甚至在1659年於台南蕭壟社開辦了一家神學院。期間,鄭芝龍集團海上勢力崛起,輾轉日本、台灣和廈門內地進行轉口貿易的同時,自置耕牛粟麥,召集流民,載移台灣,墾殖荒土。時內地被災,附者如流,大量內地漢人移墾台灣。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厲推農業墾殖,宣示教化,尊崇儒道、定制度、被尊卑、令民向化。清康熙統一台灣後,約1720年前後,“後壟至竹塹區間,流民開墾甚眾,惟竹塹仍地廣無人,野番出沒”〔9〕。約1830年代,竹塹“漳、泉、潮、惠之民耕種生理者,日漸雲集”。

  每一勢力的短期佔據,更替頻繁,內地家族入台移墾,並無經久的制度與文化傳統所遵循。荷蘭人和西班牙人據台時期,趨利避害之個人理性精神與重商主義的貨幣財富意識,已成風氣。由於較早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當初荷蘭人設聯合東印度公司,台灣即隸該公司之下,土田初墾,一歲三熟,出口貨物豐富,僅許荷人貿易,“故商務獨大”,且“荷制利祿薄,不足用,各自為商,博私利”。〔10〕博利與重商成為西方人治理台灣的要旨。延平收復台灣後,因海上交通與南洋貿易,富可敵國,財用不匱。中國諸貨,海外皆仰給,故而台島彈丸之地,能養七十二鎮之兵。商船往來暹羅、爪哇和呂宋,諸國皆與台貿易,歲至十萬金。通商之策,裨益國計民生,故漳、泉人爭附之。〔11〕至此,台灣成為重商的農業區域。康熙統一台灣後,漸開海禁。台、漳、泉、日以及南洋諸國,皆成開洋區域,互通有無,仰賴彼此,一家禁海,諸家皆損。《天津條約》簽訂後,許開台灣互市,英、美、法、德相繼而來。許開淡水後,凡淡水河所至之地,皆可互市,閩、粵、江、浙之商,多往來貿易,台灣商務日進。

  鄭用錫家族在清一統版圖後遷入竹塹,當時台灣已設社學義塾教化蒙童,並設學政、教諭與訓導。台自康熙二十二年(1684)設學〔12〕,授朱子《四書》、《詩》、《書》、《易》與《左傳》,建樹內地儒教文治傳統,旨在宏獎風教,勸愛宗國,以希長治久安。新闢之地,民不諳詩書,這與台灣其他已墾地方情形相似,西洋與本土管理標準的連續替代,加之文教不倡,能整合大變後社會秩序的同一制度與文化價值尚未確立。鄭氏家族能以內地儒家詩禮傳統,鼎立一方之望者,除有學養根基外,關鍵在於順應清廷一統之潮流,於內地本土之外復興中華文教傳統,使科舉作為國家意志行為在新闢之域,能與民間社會本土化進程相結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承接內地主流制度在新區域普遍適應,並發揮持久的政治影響。

  中華傳統文化在台灣生根繁茂,是在與先己之西洋、東洋等文化抗衡中展開的。士大夫自勵立身,致力地方社會公益事業,實踐傳統文化所賦社會身份,同時也是在國際商業文化中開闢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間。鄭氏入台第一代,即積極投身竹塹地方社會秩序的建構。《淡水廳志》記載,鄭家與竹塹土地開墾,關係密切。因竹塹沿山一帶屢遭番害,鄭崇和設隘防禦。“竹塹多山野,土番輒出殺人,歲且數十。崇和乃集壯丁,據形勢,鳩資設隘,以保衛行人,樵蘇便之”。〔13〕依當時移墾慣例,堵隘關防乃開墾番地之先聲,鄭氏家族是組織者也是出資者。憑藉監生身份,識文斷字,事有見識,於草萊初闢的竹塹,已是聲望頗高的大家族,接受墾戶委託,洽談墾權,並因此以“鄭吉利”之家號,成為淡水眾多商社在番社交易的代理“通事”〔14〕,眾望矚目,是竹塹地方的領袖人物。時蔡牽唱亂,侵擾淡水,鄭崇和募勇守防,當道嘉許。嘉慶十一年(1806),淡屬閩、粵雜處,分類械鬥,歷年不息,崇和奉檄勸喻,力陳利害以解之。移墾動盪中可維安一方,鄭氏家族勢力及其地望影響是關鍵要素,在當地已有所謂“喝水堅凍”之能耐。

  鄭氏族人富而能仁,修身以儒,鄉里譽成表率。《淡水廳志·先正門》記載,“鄭崇和,監生,籍金門,設教於淡。淹貫群籍,准先輩法程。門下多達材,晚益好宋儒書。令子弟時讀數行,以窺聖學源流。先因貧困,有勸以刀筆營生者,崇和不肖為衣食喪所守。洎家漸饒,粗礪如恒。不親勢要,尤敬惜字紙,待親族恩義備至。嘉慶二十年,歲歉,發粟平價,二十五年,施藥活命不少。死者助以棺,後壟舊居,也設塾延師教之,每人給薪米,月以數百計。自少至老,不履公庭”〔15〕。修身自持,兼濟博施,身兼商人、地主與士紳之身份。其子用錫登第後,鄭家聲望達於巔峰。

  清領台初期,文教制度缺乏整體規劃,但移民大量湧入,安置教化等具體事務,實質由地方望族、士紳以及郊商團體協助官方或代替官方來完成。鄭用錫捐建竹塹文廟、捐獻學田、籌措儒學資款,並積極建言官方建置學宮,鳩資捐建金山書院、浯江書院〔16〕。推助儒學教化體系完善,忠孝仁義詩禮傳統深入人心。道光九年(1829),用錫掌鐸明志書院,力振學規,施教明倫。重視文教傳統的養成。在《明志書院勗諸生》一詩中,鄭用錫用心拳拳,“多年解組寄浮漚,文字因緣一席留。聊藉豪端評月旦,敢誇皮裡有春秋。賦成為色雖迷目,筆掃千軍始出頭。我倘識圖慚老馬,年年棧豆欲何求”〔17〕。不僅勉勵家中子弟,亦勉勵明志書院諸生,主講八年,每有課日,勤於詩文,勉諸生表率,考評學生秉存公正,人皆信服。

  三國曹丕《典論·論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18〕。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19〕,此儒家天下己任,道盡傳統文化內聖外王之命意。然台灣荒服已久,俗殊中華,又逢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連橫先生曰“文運之衰,至此極矣”。言中華文化傳統在台至此已是風雨如晦,“洪鐘毀棄,釜瓦雷鳴,道術將為天下裂,苟不出而葆之,惟見淪胥以亡爾”〔20〕。當此文運絕續之時,一髮千鈞,鄭氏在台社會文化活動,正是在此失序的多元語境中復興再造中華文化傳統,本土文化的“當地”意義,堪當其稱,這也是該家族獲取地望的深層秘密。

  三、家族世系建構與地方話語權力的獲取

  世系關係是主動建構的過程,而且是一個歷史範疇,它往往超越父系單系血緣的生物學意義。一個宗族要證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須認真且合乎規範地展現自己的世系。中國式宗族的建構過程,就是一個用刻有明確取捨標準的世系“卡尺”來精心構築“理性化社會系統的典範”〔21〕。鄭用錫家族的世系建構,是以儒家詩禮文化傳統的當地重構而展現出來的,殊異於好利無義、不洋不中,或奢靡悍狠、無文粗鄙的社會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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