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東側的岷山位於四川、甘肅交界之處。發源於岷山南麓的岷江曾長期被視作長江正源。岷山氏居住在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位於岷江中游。岷江流域野蠶衆多，因此岷山氏最早發明了養蠶紡絲，并以蠶為圖騰。通過絲綢的對外貿易，岷山氏富甲一方，成為南北絲綢之路的樞紐中心。
曾經有一支外來族群，沿著古絲綢之路來到岷江上游，征服并融合了岷山氏。該族群崇拜眼睛，岷山氏崇拜桑蠶，兩個圖騰崇拜組合在一起，稱為“蜀”（眼睛+桑蠶）。“岷山氏”改稱“蜀山氏”。新國家被後世稱為“古蜀國”，統治區域後由岷江上游逐漸擴展到中下游，後留下三星堆遺址（約4800年-3100年前）。
古蜀國統治集團大力發展該地獨特的養蠶紡絲技術與絲綢貿易，被稱為“蠶叢（叢者，聚也）”。蠶叢氏來自異域，相貌奇特，有髮髻與服飾均與當地人迥異，風俗也與衆不同，人死後用石棺石椁。他們有獨特的宗教信仰和神權政體，熱衷祭祀活動，盛行青銅文化，成為獨樹一幟的地方勢力，并對禹產生影響。
黃帝在征戰的同時，很注重通過與各部落聯姻，維持統治的穩定。黃帝娶蠶絲產地蜀山氏部落之女嫘祖為正室（隋唐之後嫘祖被奉為“蠶絲始祖”），生子昌意。昌意再娶蜀山氏部落女子為妻，生子顓頊。鯀被分封在川、甘交界的岷江流域。他的兒子禹就出生在富裕的岷江流域汶山石紐（西羌地區）。
鯀被帝堯徵召治水後，歷時九年，勤勤懇懇，聲望日增，對堯的帝位形成威脅。帝堯於是啓用舜（黃帝的七世孫、母親是東夷人）。舜獲得權力後，以鯀“治水不力”為由，將其流放到東夷之地并最終處死（“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消除了競爭隱患。
舜雖然是顓頊之後，屬於嫡次子系列，卻一直與本族人不睦，而選擇投靠嫡長子系列。帝嚳與帝堯均為嫡長子系列。帝堯對舜的投靠不以為意，認為舜之所以受到父母、兄弟及周圍人的排斥，完全是那些人的邪惡與過錯，舜沒有殺死那些人，說明舜慈孝高尚，因而予以重用。舜在堯在世時即開始代為行使天子職權。
舜在權力穩固後，就把堯軟禁起來，讓堯做有名無實的太上皇。帝堯之子丹朱被趕到了都城以外的堯山遺址（山西浮山縣），父子不能相見。帝堯死後，舜正式繼位天子，卻受到帝堯之子丹朱的反對和討伐。
丹朱一度占優，攻占平陽（陶寺），舜被迫定都蒲阪（山西永濟）。但後來形勢反轉，舜逐漸取得優勢，諸侯擁舜，舜以天命為由，重新占據陶寺。（《史記》此處的傳說是：“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注：陶寺】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帝舜通過政治與軍事鬥爭平定丹朱之後，任命禹繼續治水，如有差錯，後果將與鯀同。當時禹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尚不足以反抗舜，衹能從命，不敢輕忽，“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率衆治水之外，禹利用中原受災較輕、各地災害嚴重的時機，高舉天子之命，開疆拓土，征討各地尚未臣服的部落前來朝貢（“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
水患是當時人類的共同災難，禹以治水為名，要求各地部落聽從調遣，有道義上的正當性，不服從就利用武力消滅。在此期間，輝煌一時的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長江上游的寶墩文化都不約而同地迅速消亡。
帶有這些文化的濃郁特徵的精美文物大量出現在了遠在北方的石峁城。各地物產、生產技術、歷法、葬俗等也匯集而來。
石峁城曾經是顓頊都城，也是鯀和禹的統治中心與辦公住所。禹在外治水和征討期間，戰利品源源不斷運送至石峁城，由兒子啓來管理。
啓在積纍財富、鞏固城防以外，積極訓練部隊，準備以武力手段將最高政治權力奪回來，并為自己的祖父鯀報仇。石峁城生態惡化加速了這一進程。
石峁建城之初，黃土高原地區有大面積的森林覆蓋，質地疏鬆，氣候適宜，有利於石質工具進行簡單的土地開墾和淺種直播等原始農耕活動。
然而農業活動會造成天然植被的破壞和土地貧瘠化，反過來導致農業衰退。而且，單一作物對土地有著較為致命的影響，土壤的侵蝕度增加，同時肥力也在減弱。在地表植被遭到破壞後，水土流失加劇，土地恢復力極其緩慢。
隨著石峁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土地、木材、陶器來滿足人們的需求，所以森林與草地被砍伐與開墾的速度加快，再生速度比不上破壞速度，原來的森林草原迅速沙漠化，最終農業無以為繼，糧食短缺，石峁人必須另謀出路。
禹的軍隊和啓率領的全體石峁人發動了對陶寺的戰爭，以殘酷的手段消滅了留在城內的敵人，為被堯舜冤殺的鯀復仇。不僅擊敗了舜的勢力，還清除了嫡長子系列的堯的勢力，并采用了殘酷的“絕嗣”之法殺死并掩埋了陶寺貴族。
關於五帝歷史，雖然古代文獻中的“禪讓”記載也符合情理，但從現實中的考古挖掘來看，暴力戰爭更有可能。考古成果顯示，陶寺與石峁都屬於龍山文化，兩處遺址之間有交流，兩地居民有血緣關係，後來石峁居民殘暴毀滅過陶寺。
禹軍占領平陽（陶寺）後，舜之子商均逃到陽城。禹軍追到陽城，商均又逃至安邑。禹軍一路攻殺，因此歷史上禹的都城有平陽、陽城、安邑等多種說法，很可能這些地方都曾為禹發出號令的指揮都城。
禹在大約4000年前（公元前2070年）稱帝，建立夏朝（“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後”）。此時石峁城地區因氣候惡化已經農業衰竭，不適宜生存，因此夏朝幾代帝王向南方農耕區遷都。為了尋找更好的自然環境，多次改址，最終河南二里頭遺址（距今3800-3500年）成為夏朝都城。
石峁出土的牙璋被二里頭傳承，成為了夏文化的標志物。夏朝的建立，結束了中國歷史的“五帝”時代，中華文明走向成熟，夏文化成為中華大地的主導。
夏朝遷都次數較多，每次都城建造期短，規模有限，因此後世難以發現與石峁城規模相似的遺址。“五帝”時代與夏朝時期，絲帛發達，是官方文字的主要載體，但極易腐壞，所以各地出土的“五帝”與夏時期文物中很難見到文字（三星堆遺址也未發現文字應為同樣原因）。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的核心觀點是：中華文明萌芽於“三皇”時期，起源於“五帝”時期，成熟於“三代”時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的結果。邏輯推論：1.中國“三皇”時期（距今約6000年前），黃河、長江及遼河流域的伏羲、神農、女媧等神話傳說中包括了諸多文明要素，出現了開始從文化階段向文明階段發展的跡象；2.中國“五帝”時期（距今約5000年前），由黃帝開創的中華統一局面已經具備國家雛形，考古成果也證實此時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3.中國“三代”時期（距今約4000年前），以夏代建立的國家為開端，中華文明日益成熟。細節顯示，中華文明的每個階段的發展，都是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的結果。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史記·三代世表》。
〔2〕王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J]，人民周刊，2022(13):60-62.
〔3〕卜憲群，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內在機制的理論思考[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07-11(001).
〔4〕李金濤，解讀中華文明起源——讀韓建業《中華文明的起源》[J]，文物春秋，2022(02):91-94.
〔5〕考古學家眼中的中華文明起源[J]，文物，2022(03):79.
〔6〕戴向明，考古學視野下的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J]，歷史研究，2022(01):4-13.
〔7〕李新偉，中華文明起源語境下的文明標志[J]，中國史研究動態，2022(01):35-39.
〔8〕趙燕姣，東夷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02-09(009).
〔9〕李莉，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起源[J]，知識文庫，2021(21):1-3.
〔10〕王宏偉，從長江視角看中華文明起源[N]，新華日報，2021-09-17(016).
〔11〕沈長雲，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學、考古學與人類學考察[J]，社會科學文摘，2021(06):6-8.
〔12〕張艶路、郭雲霞、艾學璞，時間計量與中華文明起源的辯證關係[J]，天津科技，2021,48(06):110-112.
〔13〕宋亦簫，“早期外來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項目簡介[J]，民族藝術，2021(03):2.
〔14〕馮時，觀象授時與中華文明起源[J]，萬象，2021(09):30-32.
〔15〕沈長雲，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學、考古學與人類學考察[J]，歷史研究，2021(01):43-52.
〔16〕韓建業，結合古史傳說探索中華文明起源[J]，歷史評論，2021(01):11-14.
〔17〕張海，“龍山時代”：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段[N]，學習時報，2021-01-01(007).
〔18〕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學術史梳理[J]，史林，2020(05):1-17+219.
〔19〕李秀強，中華文明史的玉器時代與王權起源[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0(05):59-65+158.
〔20〕沈博、幸曉峰，從鳥形圖像的音樂意義與“鳧氏為樂官”說考論古蜀文明與中華禮樂文明起源[J]，音樂探索，2020(02):74-79.
〔21〕冶思，《區域、社會與中國文明起源:國家科技支撑計劃課題“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區域聚落與居民研究”成果集》簡介[J]，考古，2019(12):69.
〔22〕張京華，虞舜時期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貢獻和地位[J]，求索，2022(04):66-73.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5月號，總第30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