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金錢選舉導致特殊利益集團做大。美國人一直談論金錢對選舉和決策的過度影響。以2020年總統和國會選舉為例，選舉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和2008年的3倍。很難想象靠籌集更多金錢贏得職位的政客們，上任後不會通過政策回饋金主。2010年聯邦最高法院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打開政治捐款閘門，非法“暗錢”持續湧入選舉，不斷創造新紀錄。有錢能使鬼推磨，競選團隊、造勢活動、廣告、媒體在金錢驅使下瘋狂攪動，讓選舉成為耗時耗力的巨大競技場，迫使競選雙方籌集更多的錢。在“錢主”操弄下，大量理性決策無法出台。伯爾尼·桑德斯議員呼籲美國政府節制華爾街、限制醫藥公司和保險公司操縱藥價、減輕軍工集團對社會福利的擠壓、打破步槍協會對控槍的阻撓、推動大企業提高工人最低工資等。但撼山易，撼“金主”難，被邊緣化的桑德斯徒之奈何。
三是少數決定多數的不民主。“多數決”是民主本義，但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以防止“多數暴政”為由，竭力保護精英和富人的權益，“少數決定多數”問題無法解決。不管是對選民投票權的壓制，還是在國會劃分選區中公開製造保護政客私利的“傑利蠑螈”現象，抑或是選舉人團制導致的“少數票總統”問題，種種頑疾難以得到解決，美國制度合法性被削弱。在放鬆監管、減稅等政策推動下，資本野蠻生長，導致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中產階級萎縮、槍支暴力和種族衝突。當富可敵國的豪門和無立錐之地的流浪漢同框，當風光無限的金融巨頭和家道中落的藍領工人相遇，美國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甚至麥卡錫主義抬頭就不令人意外了。
拜登誓言恢復民主韌性，強調重新壯大中產階級，其推動基建、力圖提高工人工資、擴大對女性和兒童等弱勢群體的支持等，都是正事。但在解決好美國自身問題之前，智者通常都會選擇低調。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以民主之名號令天下尚欠火候。
正人不如正己
搭台就要唱戲，在“民主峰會”這個台子上，拜登提出“復興民主”五大舉措，包括花錢支持獨立媒體、反腐、民主改革者、促進民主的技術、自由和公正的選舉等。正如美國制度弊病叢生一樣，在急不可耐地“傳經送寶”前，美國也需要先照照鏡子。
拜登政府要支持獨立媒體、保護調查記者，那麼美國的媒體獨立和自由嗎？表面看，美國媒體在監督政府、叫板總統、為弱者發聲上尺度很大。但不管是自由派的“有線電視新聞網”、《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還是保守派的“福克斯新聞”等，都被時代華納、 新聞集團等幾大傳媒財團牢牢控制。媒體為資本服務，記者自我審查和因觸犯禁忌被炒魷魚的事屢見不鮮，美國政府也有無數招數讓不聽話的記者靠邊站。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巨頭主動選擇推送議程、删帖沒商量，近來更上演讓特朗普“社交死亡”的大戲。美國媒體捲入黨派鬥爭，對於大選結果、疫苗、口罩令、控槍、種族主義等議題吵得不可開交，極大撕裂民意、徹底毀掉社會共識。除了美國，這樣的媒體和輿論生態，有幾個國家吃得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