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6月11日，蘇聯撤銷了對美國向也門派駐聯合國觀察員的反對，而向也門派駐聯合國觀察員是有利於美國利益的。作為回報，美國也撤消了對匈牙利全面恢復在聯合國席位的反對。另外，美國曾在1962年建議美蘇兩國之間建立通訊直線，而在1963年6月20日，蘇聯突然同意了該提議。誠然，很多類似的舉動也只是邁出了很小的一步，它們的價值也主要是象徵性的，但是它們確實削減了當時美蘇兩霸之間的緊張，並為雙邊談判打開了一條道路。
今天，斯坦伯格和歐漢龍則建議在中美關係中也實施這樣一種相似的戰略（儘管他們並未明確說明這種戰略是一種單邊互動，而且在他們的22條特別建議中也確實包含了一些雙邊談判的條目）。例如，他們呼籲：
“對中國來說，軍費的增長可以與美國軍費的50%相持平。”
“美國應將‘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調整為‘空海行動’（Air-Sea Operation），而中國則應該限制反艦彈道導彈與其它相似的快速攻擊軍力的發展與部署。以此來減少兩國在危機中擦槍走火並讓事態快速惡化的風險。
“美國承諾不會支持台灣單方面宣佈獨立，而中國則應承諾通過和平的方式來阻止台灣單方面宣佈獨立。”
“在南海與東海之上，美中兩國都應該就軍事演習與軍事部署進行提前通報。”
兩位作者自己也承認，防止美中兩國從不錯的合作關係滑落到軍備競賽與相互對峙是一個嚴峻的挑戰，較之它的重要性而言，他們所提出的每一條建議就顯得沒有那麼宏大。然而，兩位作者卻正確地指出了這些建議的措施可以讓美中兩國避免緊張與衝突的升級——並為雙方進一步合作開創了道路。
尤其是斯坦伯格和歐漢龍強調，美中兩國正處在十字路口上，除非兩國都能遵循他們所概述的戰略，否則兩國很可能會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的地位，而現存大國則並不情願為新崛起的國家勻出空間，擔心這樣會突顯自己的軟弱並喪失自己的特殊地位，所以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兩位受華盛頓高度重視的分析家亦因此強調，美國重返亞太還“並不成熟”——但這並不表示它的時機就永遠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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