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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元春（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4月15日電（記者 李娜）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日前參加“疫情下的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布”線上論壇，他表示，疫情是一個超級黑天鵝，這種巨大的挑戰需要一個超級智慧來解決，超級智慧來源於回歸常識。如果出現非科學、非理性、不回歸常識的狀況，一定會出大亂子。他分析了回歸疫情政策學的四方面重要的常識。
第一，衝擊的特性決定了政策的框架，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理，疫情衝擊特別是這一輪疫情衝擊與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我們周期性的變化甚至與其他自然災害和其他疫情不一樣。因為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產生的高傳染性、高致死率的大疫情，疫情超越了傳統的內生衝擊、金融衝擊，同時也是很大的一個供給衝擊，當然更重要的它在決策上產生了超級恐慌，這決定了這種政策理論的基礎不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不是傳統的新古典，也不是我們的供給管理政策，危機管理和蕭條管理政策。
現在大家所討論的，在過去被認為是“異端”學說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理論、直升機撒錢理論、MMT理論、人民收入理論等等，現在已經歸到主類。劉元春認為，這是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的，這是一種超常態，超級疫情決定了我們必須啟動超級政策、超常規政策。如果我們還是按照傳統的一些思路來構思危機管理、復工復產、經濟復甦和刺激，那一定會錯失在這一輪衝擊裡面危機修復的窗口期。
第二，處理疫情產生的超級不確定性，很基本的一個原理是要啟動超級底線管理。當“超級黑天鵝”只展現出它的頭部，還沒有展翅高飛的時候，我們要有一個超級底線管理，還有一個極度的相繼決策權，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超級預期引導。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把疫情管控進行階段化，根據不同階段面臨的問題、主要矛盾來設定階段性目標，出台階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簡單按照常規的中長期規劃的各方面規則管理來進行來處理，這種處理肯定是會出問題的。因此超級不確定性決定了超級底線管理，也決定了這種累計目標設定和累計實現的目標管理。如果不這樣做，只簡單的設定一個目標可能會誤事。
第三，疫情的超級外溢性決定了我們的政策必須要有超級協調，這個協調必須要有強有力的行政主體，內部協調和外部協調都必須要全面加大，一個是疫情管控必須要有全面協調一致行動，附屬管理也必須要有一致行動。
第四，新衝擊啟動的是老問題，突破的也是老問題，新問題是疫情可能會帶來死亡，治理疫情必須要進行隔離，隔離就會導致經濟社會的停擺，而經濟社會的停擺就會導致我們一些傳統問題在新的環境裡面全面爆發，這裡面會看到底線管理的短板到底在哪兒；另一方面，我們如何在新衝擊下保證舊機體的良性循環，特別是它的自我恢復、自我循環的能力，這是關鍵，因此我們在目標設定和復甦階段，疫情新舊問題的搭配和目標設定可能與常態完全不一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