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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
http://www.crntt.hk   2020-02-25 00:17:04
 
  他認為:進入上世紀80年代後,在一批跨學科學者的支持下,台灣社會心理學界開始了“社會與行為科學本土化”進程。但由於大陸社會心理學界並未形成本土化研究的氣候,也少有實質性的研究成果問世,至少在有苗頭的領域缺乏積纍與跟進。

  社會心理學的情形如此,社會科學其他各領域的情況又何獨不然?我跟大陸學術界的朋友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同意:大陸社會科學界對當前的社會發展,確實是感到“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由於社會科學的理論大多是“抄來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人員一方面是感到“知識論的困惑”,不知道這樣的“知識”對自己的母社會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幫助自己的社會解決問題,抑或是製造更多的問題?伴隨快速發展的奇蹟,大陸也產生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像貧富兩極分化、都市交通擁塞、生態環境惡化、霧霾等難以解決的問題。因此,大陸學術界又普遍存在著“本體論的焦慮”,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會的持續發展。

  大陸如此,台灣的情況,又是如何?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台灣的學術界(尤其是社會科學界)也一律以美國馬首是瞻,“全盤西化”,盲目移植西方理論及研究典範。尤其是1994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掌握實權之後,開始利用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台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410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之類的民粹式口號,漫無章法地移植他們心目中的美式教育。民主綠營推出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動手改造國民教育,全面推動“去中國化”,並在2014年爆發“太陽花學運”時,台灣學界已經籠罩在“規範式西方中心主義”或“規範式美國主義”的陰影之中,不斷地形塑蔡英文口中所謂的“天然獨”世代,而難以自拔。

  整體而言,當前兩岸的社會科學界基本上都同樣充斥著西方理論和研究典範。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絕大多數是以“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作為預設而建構出來的,但儒家文化並不是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台灣從李登輝到蔡英文都不諱言,自己是在搞“兩國論”,所以要打著“多元文化”的招牌,移植西方理論,來搞“去中國化”。可怪的是,當美國國務卿已經宣稱: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文明衝突”時,中國學術界仍然是捧著西方理論,並且奉為圭臬,毫不質疑地以之教育下一代,這難道不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在“自挖墻腳”嗎?

  正是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祇會套用西方理論,而不懂得如何建構理論來說明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現象,所以習近平主席才會在2016年五月發表談話,要求“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他在講話中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和“挨餓”問題,但是我們還沒有解決“挨罵”的問題。他認為:“在解讀中國實踐,建構中國理論上,我們應當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

  這種現象確實是中國社會科學界之恥。大陸雖然已經覺察到“推動儒學融合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但這樣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學界,還沒有普及到社會科學界。所以習近平強調:“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在中共十九大中,總書記習近平又提出了“四個自信”的說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報告中說,“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大陸社會科學界要如何落實習主席一再的呼籲,仍然有待觀察。

  四、不稱霸:儒家文化的性格

  我從1980年代初期在台灣參與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不久之後便發現:當年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文化的瞭解其實十分膚淺,當時所謂的“德先生”,其實祇是一種“科學主義”,跟盲目崇拜宗教迷信並沒有兩樣。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所知也十分有限。所謂“打倒孔家店”或“孔老二”,污衊的成份遠大於理性分析。以自己不懂的外來文化符碼,要打倒龐大而不可能消滅的文化傳統,結果必然造成難以收拾的歷史悲劇。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祇要我們繼續使用中國語言,我們就生活在中國文化的傳統裡,可是從1905年廢止科舉之後,所謂中國文化已經逐漸淪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集體潛意識之中。今天所謂的社會科學,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要想落實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破解社會科學本土化所遭遇到的各種難題,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對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有“相應的理解”(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才能夠“中、西會通”,整合中國及西方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系統,才能建構出“含攝文化的理論”,使中華文化獲得進一步的開展。

  基於這樣的見解,哲學雖然不是我專業,我仍然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回顧西方科學哲學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發展,撰成《社會科學的理路》一書(黃光國,2001)。從2000年起,我被委任為“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的主持人。在執行卓越計畫的八年期間,我不斷殫精竭慮,一面思考跟心理學本土化有關的各項問題,一面從事研究,撰寫論文,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該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我又以將近一年的時間,整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三年之後,該書之英譯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2015年,我從台大退休,受聘於高雄醫學大學,開始致力於組織“思源學會”,鼓勵年輕學者及研究生,深入思考並和我討論有關“中、西會通”的相關議題。最近我綜合過去多年的討論及研究成果,撰寫了一系列作品,說明我對於儒家文化系統的見解。依我的看法,先秦儒家思想內容包含“天道觀”、“關係論”、“心性論”和“修養論”。先秦儒家諸子對“天道觀”始終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漢代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之說,儒家關於人倫關係的論述已經發展完成。然而,由於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內聖”之學,難以將自身建構成客觀的理論,來說明它自身,所以它的“心性論”在歷史上並沒有完成。

  最近我出版《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黃光國,2019),該書指出:由於儒家的“心性論”在歷史上並沒有完成,所以宋明時期的新儒家才會分裂成陸王的“尊德性”和程朱的“道問學”。這個問題必須以榮格的“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為基礎,對《六祖壇經》的內容作“儒、佛會通”式的詮釋,據以建構出“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Hwang, 2018),才能獲得根本解決,儒家思想也才能進一步地開展。

  《大學》和《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朱熹將之取出,又將《孟子》從《經》、《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提升到《經》部,連同《論語》,編成內容一致的“四書”,可以說明儒家有關“修養”的“一貫之道”,對後世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但其微言大義卻必須藉助儒家關於“關係”及“心性”的客觀理論,才能獲得彰顯。基於這樣的見解,在《內聖與外王》一書中(黃光國,2018),我先以西方科學哲學的“外王”之道,建構出“四端”與“五常”的客觀理論(Hwang, 2018);再整合榮格的“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建構出“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Hwang, 2018)。最近又以這兩個客觀理論模型為基礎,撰成《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黃光國,出版中),說明朱熹編訂“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儒家非常重視“學習”對於生命成長的意義,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它認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有“發而皆中節”的修養,以達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境界。儒家文化可以吸納西方文明,吸納的結果必然是“互利共生”,而不是“文明衝突”。

  當然,中華文化傳統並不祇有儒家思想。在《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分析》中(黃光國,1995),我曾經分析過道、儒、法、兵各家思想,以及在東漢時期輸入中國的佛教。即使是兵家思想,也主張:“兵非道德仁義者,雖伯有天下,君子不取”(《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二·善師篇·第十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呂氏春秋·卷七·孟秋記·禁塞》),絕不可能贊成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式的凌弱暴寡。

  更值得強調的是:依照雷海宗在《中國文化及文化中國的兵》一書中的分析,從秦滅六國,戰國時期結束,漢、唐之後的中國,便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沒有兵的文化”,這種現象尤其在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更為明顯。在科舉制度的制約下,中國變得“儒弱”不堪,所以在鴉片戰爭之後,才會變成西方列強欺凌的對象,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當然,任何一個文化都是不斷地在往前發展。以儒家文化之善於吸納外來文化的特點而言,它在跟西方文明接觸的過程中,也必然會“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到西方文明中某些“鬥爭”的形式。必須一再強調的是:這種鬥爭形式的使用,必然是以“致中和”的文化作底蘊,是防衛性而不是攻擊性的。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結論

  最後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今天香港“反送中”運動之所以爆發後難以收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完全保持英國殖民地的社會體制,沒有進行任何“去殖民化”的社會工程;而台灣的台獨運動之所以愈演愈烈,則是1994年李登輝掌權之後,全力推動“教育改革”,刻意搞“去中國化”,已經成功培養出蔡英文所謂的“天然獨”世代。

  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總結其成功經驗,繼續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在我看來,未來一個世代,華人學術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兩岸學者攜手合作,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西會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逐步達成“習五條”中所強調的“心靈契合”,這才是真正的“築高墻”。如果中國社會科學界已經被西方理論所佔領,而華人學者竟無一策可為對應,這正是孔子當年所說的:“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凡我同道,宜再三思!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2月號,總第2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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