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學楊泰順教授指出，台灣儘管曾經長期被外國統治，但中華文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卻早已深深烙入台灣人的DNA中。事實上，台灣住民無論在家庭觀念、社會倫理、政府治理、生活態度上，並未被觀察到與中華傳統文化明顯悖離的跡象。台灣受到西方價值的薰染，同時也為了換取更多強權的保護，長久以來便以學習西方民主體制為發展目標。經過半世紀以上的嘗試錯誤，台灣人雖引進了西方的選舉制度、憲政法制、權力分立、言論自由、人身保護等，但觀念上台灣人卻還是無法擺脫儒家的幽靈。
嘉南藥理大學余元傑教授明確指出，自2016年台灣政黨輪替後，新上台執政的民進黨除了在政治上採取跟大陸對抗與美日結盟的態勢，造成兩岸關係不進反退的結果，也在教育文化上朝“去中國化”前進，欲以政治上意識形態的作為，逐漸形成一邊一國的政治目的。兩岸關心中華文化的有識之士論及此一傾向，莫不憂心忡忡，深恐中華文化在台灣地區原有的傳承會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衝擊。余元傑教授認為，其實台灣地區對於中華文華的傳承與發展，一直都是教育界與文化界的努力目標。以南台灣台南地區而言，雖然地方政治是綠營近30年的長期執政，但是身為全台首府的文化古都，明鄭時期即已建立台灣第一個孔廟，與中華文化的關連傳承，深刻印畫在人民心中，論及台南，文化上全台首學的印象就油然而生。儒學與台南有著千絲萬縷化不開的關聯。
中華優秀文化與新時代中國形象的建構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價值與文化協同創新中心教授章偉文提出，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其所宣導的積極入世、濟世之愛國精神，關於理想人格、理想社會之建構的理念等，在我們當前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服務。如我們所熟知的“良知”、“仁”、“誠”等價值之本的思想；“急乎天下國家之用”、“開物成務”、“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自強不息”、“經世濟民”的社會責任感；“善”與“惡”、“公”與“私”、“義”與“利”、“群”與“己”、“榮”與“辱”的價值評判思想；“厚德載物”、“樂天知命”、“與天地合其德”的道德價值的超越境界，等等這些方面構成了我們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主要內容。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理想人格、理想人際關係、理想國家與社會等問題的提出，目的就是為了以一種文化價值理想來規範、引導個體之人與現實社會，以維護國家、社會與個人的和諧、健康發展，這對於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台灣銘傳大學教授、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楊開煌在大會演講中表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在面對人類難題的答卷。這是中國方案，不僅僅是為了中國的外交，也為了中國的內政；不僅僅為中國的和平，更是為了世界的發展，不僅僅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核心價值，更是為了人類社會的永續福祉。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特徵是：第一、以全球為對象：習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中，一直是以全球為對象，不同於其他方案，衹關注本國或是地區的事務。第二、由兩兩合作而全球合作的路徑：中國選擇了與東盟、亞洲，中歐、中拉、中阿合作而全球合作的路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三是推崇“共”的價值：在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共”字是出現率最高的一個字。楊開煌說，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解決世界變局、亂局的方案，與其他各國的方案不同之處在於高度、實踐路徑和方法。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樂美真從詩詞的角度強調，要重視文化的歷史積澱和當代應用。他認為，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有悠久而豐厚的積澱。源遠流長的詩詞傳統，是我們的文化基因，也是應該繼承的重要文化歷史遺產。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黃清賢副教授提出了建構公共服務的治理文化的概念。他認為，從中華文化傳承世代的治國精髓來看，儒家孔孟的為政以德、禮治、仁政等理念，為政府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支撐。這種思想也符合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的以道德原則治理國家、以禮治國，以及孟子從孔子的“仁”引申的仁政，例如民本、王道、民貴君輕、人性本善等，都可以推演至對行政官員、相關民眾的所有人尊重，進而建立起集體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觀念，創造共享利益、共同責任，達到新公共服務推進的目標。運用兩岸共有的中華文化，如前述的為政以德、禮治、仁政，以及“禮之用，和為貴”、“民為邦本，本固邦甯”等傳統的治國理念，落實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實踐，建構高品質的治理文化，則不但兩岸人民的幸福可獲保障，更可共同弘揚兩岸治理的中華文化，達到心靈契合的目標。
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教授安拴虎提出，“大陸形象”是在兩岸交流交往中建構起來的。一個全新的正面的親善的“大陸形象”將會呈現並釋放能量。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認為，中西文化在世界的最大差異，中華文化的特質在於從不是以霸道來強加“中國模式”於各國，而是一種成功經驗的分享，與世界共存共榮，這就是弘揚中華文化在世界新時代的價值與意義。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生李美良在題為“信息時代下中華文化傳播與傳承的新形態”的發言中提出，自1994年中國全面接入互聯網功能以來，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傳承方式突破了時空局限，形成了多層次、多樣化、多元性的傳播形態，在塑造和傳播中國形象，增強文化軟實力，聯結兩岸同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任何一種新表現形式、新行業、新形態的出現都會面臨一些問題，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傳承方式與信息化技術相結合利大於弊，符合時代發展趨勢的要求，有助於實現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服務於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
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孫英春教授提出，促進不同社會本土倫理的融合，建構理性、多元的與全球化進程相適應的全球倫理，推動發揮全球倫理對人類交往的調節功能，是當前各個國際行為體必須共同面對的歷史過程。當前國際格局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國際規範以及全球倫理的建構亦處於新的歷史拐點，國際行為體圍繞話語權展開的新的競爭也將日益激烈。雖然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正在不斷發生變動，但在國際話語權的權力份額和權力運用上不得不面對西方集體話語難以逾越的“霸權”地位。為應對外在世界的種種質疑和挑戰、全面保障自身權益，中國必須在自身社會運行和國際交往所涉的不同領域做出倫理安排，通過點點滴滴的國際社會化努力，逐步消解那些影響自身話語權生成和可持續存在的阻礙。
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教授在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從物化世界到人化世界”的論文中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之間最大的公約數，是最大的“民意”，幾乎沒有哪個人、哪種勢力敢於否認和質疑和平發展；換個角度說，誰要否認和質疑和平發展，誰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被歸入兩岸關係發展歷史潮流的“異類”。同樣，中華文化是兩岸認同的最大紐帶，無論兩岸關係多麼緊張對立，談起中華文化兩岸同胞還是有很多共同語言，顯然它是情感聯結和心靈契合的源頭，也是兩岸關係能夠走近、走穩、走好的原發動力和基本依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需要扎扎實實的兩岸社會交流和文化交流，既然是兩岸最大的“民意”，和平發展需要以更深入的社會交流來夯實、維護和擴展，也需要兩岸同胞以達成心靈契合、增強中華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來促進和提升。
國務院台辦原副主任、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王在希在大會演講中提出，中華文化猶如一束無比堅韌的紐帶，把億萬炎黃子孫中華兒女牢牢地連接在一起，永不分離。如果說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脊樑，那麼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文明古國，到21世紀，依然是一個蓬勃向上、充滿活力的大國。他指出，長久以來，台灣始終保持著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認同，關鍵也是中華文化所起到的紐帶作用。台灣文化是整個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她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又和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王在希認為，民進黨蔡英文上台以後，為了疏遠大陸，擺脫中華文化對台灣的影響，千方百計地推動“去中國化”，搞“文化台獨”，目的就是想消除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影響。但中華文化已經深深扎根於台灣的土地，她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蔡英文當局的圖謀顯然是徒勞的。
中華文化總會原秘書長、台灣著名作家楊渡以“渡海傳燈人”為題，講述了1949年隨國民黨撤退台灣的一些知識分子，如南懷瑾、江兆申、殷海光、楊念慈、俞大綱、周德偉等人，在台灣傳播中華文化的動人故事。這些老師都是歷經抗戰、內戰的烽火，流離半生，渡海來台，在杏壇上覓得一方淨土，就那樣安靜地生活下來，為台灣，為文化傳下燈火。楊渡表示，中國有很好的教育文化。無論時代怎樣變動，戰亂怎樣劇烈，很多知識分子衹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會選擇留下來把文化傳承下去。台灣從之前的“花果飄零”變成現在重回中華文化甚至可以有所創新的局面，要感念1949年渡海傳燈人世代，正是深厚的文化底蘊塑造了今日的文化創新。
浙江海洋大學黃建鋼教授提出，中國國家的統一問題是一個時代問題。面對新時代的新問題，一定要用新思維去思考和解決，衹有新思維才能挖掘出和利用好新資源。對解决新問題，一定要利用和依靠新資源。同時，新資源的被發現和利用，也是新思維的重要體現。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海洋思維，就是一種新發現。從兩岸錯綜複雜的關係中發現海洋關係，也是一種新發現。沒有水的兩岸統一，至多衹能達到一個“融合”的程度。“融合”狀態即使契“合”得最無隙可擊也可分清楚彼此。要想真正達到一種混為一體的狀態，一定是一種在“合”的基礎上再加“水”的狀態。這種狀態就是一種水乳交融的狀態。所以，也衹有在台海兩岸是一種“水合”的過程和狀態——利用海洋思維和海洋文化進行統一、合一和融一的工作，台海兩岸的關係才能達到一種“融洽”的程度。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李濤在題為“當前兩岸青年新媒體交流的理論思考”的論文中提出，新媒體跨越傳統障礙進行無遠弗屆的傳播威力，及其對青年行為和觀念的建構、形塑作用，已經有目共睹。在這種背景下，如何重新認識新媒體和兩岸青年在兩岸交流、兩岸關係的影響和作用，已經成為對台工作中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他建議：（一）完善頂層設計探索推動兩岸新媒體開放；（二）注重培養兩岸青年新的趨同化媒介接觸習慣；（三）適時適度引導兩岸焦點議題同時增強輿情預警；（四）注重挖掘和培養兩岸青年新媒體交流的“意見領袖”；（五）線上網絡交流和線下現實交流雙管齊下。另外，台灣青年想要在大陸的發展機遇中取得成功，就必須消除“過客”心態，不僅要在學習、生活、就業和創業中接觸大陸，更要在情感和價值觀上主動融入大陸。可以肯定的是，基於這種趨勢，兩岸青年的新媒體交流以及由此帶來的融合與合作一定是雙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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